毛主席为什么会对陈永贵和大寨如此重视？其实并不是因为大寨的农业生产搞得好，而是另外两个重要的原因。

1965年6月16日，杭州。
余秋里向毛主席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计划要兼顾农业、国防和基础工业，钱从哪里来，投向哪里，已经不是一个部门自己的账。余秋里谈到农业投资时，毛主席说，吃穿用不要降低现有水平，每年略有增加就好，“投资不要那么多，要靠大寨精神”。

随后谈到计划次序，他又把农业和国防并列为两个“拳头”。

这时的大寨，早已不只是山西昔阳一个产粮较高的生产大队。
1964年2月，《人民日报》刊发《大寨之路》和社论；同年4月，农业部调查组进入大寨；年底，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概括大寨经验，“农业学大寨”随后在全国展开。

大寨能走到这里，粮食成绩当然是门槛。

1963年洪灾中，大寨七成窑洞和房屋倒塌，部分耕地土层被冲走，当年粮食亩产仍在700斤以上，并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没有粮食、农田和灾后恢复这些看得见的结果，一个山区生产队很难成为全国典型。

可中央随后反复谈到大寨时，亩产数字逐渐退到了后面。摆上会议桌的，是另外两件事。

一件落在干部身上。
1962年，晋中地委总结大寨经验时，列在前面的便是“干部参加生产和领导生产相结合”。

陈永贵担任党支部书记，同时参加集体劳动。修梯田、治沟、改土，他既参与生产组织，也没有从社员的劳动中抽身。

土地怎么种，工分怎么记，农时耽误在哪里，支部书记每天碰到的也是这些具体事情。

到了1964年，这种干部状态碰上了中央正在处理的农村基层问题。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展开，基层账目、财物、干部作风和群众关系都被纳入整顿。5月至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既讨论农业规划，也讨论农村工作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毛主席又多次把干部参加劳动放进农村工作的要求中。

陈永贵的特殊之处便落在这里。
他不是只在办公室里管理一个高产队。大寨党支部的组织活动压在生产现场，干部同社员处在同一套劳动关系里。粮食增产证明这套组织能够运转，而陈永贵本人则提供了一个基层干部怎样“参加生产，同时领导生产”的具体样子。

另一件事，落在国家的账本上。
1964年以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发生变化。国际安全形势趋紧，中央提出加强三线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以及铁路、煤炭、电力等配套项目被提上日程。

原来偏重吃、穿、用的投资次序开始调整，国防和基础工业需要更多资金、设备和运输能力。

农业却不能停。粮食要继续增产，水利要修，土地要改。钢铁厂和铁路需要钱，农田建设同样需要钱。国家能够调动的资金、钢材、机械和运输能力都有数量限制，几个方向实际上在使用同一套工业和财政资源。

大寨过去十多年做的事情，正好接上了这个缺口。
它改造坡地、修筑梯田，长期依靠集体组织劳动力。

1963年遭灾以后，又主要依靠自身力量修复耕地、重建家园。1964年全国介绍大寨经验时，自力更生、节省财力物力、依靠集体力量已经同增产一起列在其中。

晋中地委早期总结大寨时，还特意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相结合”列为一项经验。
于是，大寨开始进入国家计划的语言。

1964年5月，毛主席谈到建设稳产高产农田时提出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到1965年6月余秋里汇报“三五”计划时，投资次序已经涉及国防、农业和基础工业之间怎样摆放，毛主席再次提出农业投资不要安排过多，要靠大寨精神。大寨承担的任务，由一个村怎样多收粮食，扩大到了农业建设怎样少占一部分国家直接投资。

国家并没有因此退出农业。农机、化肥、水利和农村生产条件仍离不开工业体系和财政投入。
大寨能够承担的，是把相当一部分农田基本建设转化为集体劳动投入。

在昔阳的山地条件和当时的集体组织方式下，这条路能够运转，换到别的地方，土地、水源、劳动力和生产结构都可能不同。

这种差别很快就露了出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地区要求学大寨“不走样”，把特定地区的核算、分配乃至土地改造办法一并照搬。

1970年，周恩来谈农业学大寨时明确提出，大寨经验形成于山西，不一定适用于河北、江苏，“各省都要找自己的‘大寨’”。

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农业文件时，争论已经更直接。

有人提出，全国情况千差万别，怎么能都搞成大寨一个模式？

过去十多年间，从陈永贵参加集体劳动，到大寨依靠自身力量修地，再到各地照搬同一种办法，事情走了一整圈。

会议桌上留下的这个问题，也给1960年代最初受到重视的两项经验划出了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