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上海刚刚解放，潜伏特务众多，社会秩序动荡。华东局选调长期从事隐蔽保卫工作、历经牢狱考验的李士英，出任上海市首任公安局局长。他带领公安队伍，肃清潜伏敌特、整顿旧警务体系，稳定城市治安，让上海社会秩序逐步恢复，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你知道这位首任上海市公安局长是谁吗？

上海公安博物馆保存着几枚很特别的印章。
194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建立时，各分局需要新的印信，有一批印章没有重新铸造，而是把国民党上海警察机关的旧印磨平，在原来的金属上重新刻字。

旧字被一点点磨掉，印章还在，掌印的人和它代表的权力已经换了。

这件小物件，恰好落在李士英1949年面对的难处上。

上海5月27日全部解放，城市却不可能等新的公安系统慢慢搭好以后再恢复生活。第二天，军管会公安部人员接管原上海市警察局。到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正式成立，李士英任首任局长，扬帆任副局长。

新的市局下面接着31个分局，交通、刑侦、消防、户政这些业务还要照常办理。上海通志记载，1949年6月全市警员已有1.31万人。

可从解放区准备进入上海的公安力量只有一千多人。数量上的悬殊摆得很直白：如果把旧警察全部遣散，新来的干部填不满这座大城市的警务岗位；如果把原班人马、原来关系和原来办法一起留下，接管又只剩下换一块牌子。

李士英接手的，就是这样一台必须继续转，却必须立即换掉控制系统的机器。
他此前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1949年初，华东局调整社会部机构，对内公安保卫工作由第二室承担，李士英兼任负责人。他早年进入中央特科，1932年在上海被捕，经历五年多囚禁，两度被判死刑，1937年脱离监禁后继续从事情报和保卫工作。

到1949年，他熟悉的并不只是抓捕，还包括秘密组织、人员甄别和保卫机关的运作。

解放前几天，上海旧警察系统内部已经开始变化。

代理局长陆大公接受地下党争取，5月25日命令各分局人员留在岗位，维护秩序，听候接管。警察系统中的中共地下组织还参与保护机关、车辆和部分警用设备。

5月28日，梁国斌、李士英、扬帆等人进入福州路原上海市警察局时，接到手中的并非一片空房，而是一套仍能运转的机构。

接下来没有把这套机构原封不动地留用。

新的公安局重新安排领导关系，原有分局改组为公安分局。

接管人员进入重要岗位，旧警察交出枪械、档案和警用器材，接受登记、审查和整训。刑侦、治安、交通、消防这些部门则继续办事。

街上的红绿灯不能等干部审查结束后再亮，火警也不会因为政权更替晚来几个月。

这一步很难，也很慢。
上万名旧警员中，有人只是长期从事普通警务，也有人同原来的政治警察、帮会和特务网络纠缠很深。

留下多少，谁能继续用，谁必须清理，只能在接管之后继续甄别。

于是上海公安最初几个月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状态：人员大量来自旧系统，命令却已经从新的市局发出；许多岗位没有换人，权力关系已经换了。

敌特活动没有给这套新机构多少缓冲时间。

国民党方面撤离上海时留下了地下组织、秘密电台和武装人员，此后仍不断派人潜入。上海公安机关在警备力量配合下展开清查。上海地方史记载，1949年6月至1950年间，上海先后破获武装匪特、暗害党政负责人、配合敌机轰炸以及潜伏电台等案件652件，逮捕间谍特务分子5600余人。

这类行动能够铺开，靠的已经不只是少数南下干部。
31个分局、街面警务、户籍和刑侦网络都在重新运转，原先分散在旧警察机关里的基层能力逐渐被纳入新的指挥系统。

反特案件越往街区深处查，越离不开熟悉人口、道路和行业情况的人。留用旧警员带来了审查压力，也提供了维持城市日常警务所必需的人手。

6月10日查封证券大楼，又把这种关系推到了另一个现场。

银元投机冲击人民币流通，华东局和军管会决定采取行动，公安机关负责具体控制现场。李士英带领200多名干警进入证券大楼，封住通道，对楼内人员登记，238人被扣押审查。

随后稳定物价还要依靠财经部门组织粮食、棉花、煤炭和金融措施，公安机关负责的，是把政府决定变成能够在街面执行的行动。

到了1950年，上海仍然遭受敌机轰炸，潜伏网络的侦查也远未结束。
所谓“肃清敌特”，并不是1949年几个月便画上句号。李士英任内完成的，是把最初进入上海的一千多名接管力量嵌进一套万人规模的警务体系，先控制指挥权，再在运转中审查、替换和改造人员。

后来李士英离开上海公安岗位，转入华东公安和检察系统。

那批1949年重新刻制的公安印章却留了下来，其中一些如今还保存在上海公安博物馆。旧印的字被磨去，金属本身没有丢掉。1949年的上海警务接管，也留下了几乎相同的一道痕迹：城市不能停，旧机器却必须换一种方式继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