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汉阳兵工厂已能制造克氏75毫米山炮和野战炮，并逐步形成从材料、炮件到弹药的较完整制造链条。

判断一座老兵工厂的水平，不能只数厂房，也不能只看仓库里摆着多少门炮。真正拉开差距的，是把一张火炮图纸摆到车间以后，有多少零件必须等国外送来，又有多少东西自己就能做。
按照这个标准看，汉阳兵工厂最有分量的地方，正是制造链条比较完整。一门75毫米野炮看着无非是一根炮管架在轮子上，实际拆开以后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炮身要承受发射时的巨大压力，炮闩要反复开合，复进装置负责把后坐后的炮身重新送回射击位置，炮架还要承受冲击。任何一个环节不过关，这门炮就谈不上可靠。
重型锻压设备同样关键，上海兵工体系拥有大型水压机这样的重型设备，使当时国内制造大型炮件具备了更好的基础。兵工系统之间又不是完全割裂的，各厂在人力、设备、半成品和工艺方面一直存在调配与合作。
近代中国火炮制造能力，就是在这种一点点补齐工业环节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到了汉阳的车间里，克虏伯体系的75毫米火炮已经不只是“买一批零件回来拧在一起”。
炮身、炮架、复进机构以及相应弹药，都可以越来越多地依靠国内生产。尤其是炮管和复进簧这类东西，能不能稳定制造，最能检验一家兵工厂的底子。
复进簧看着不起眼，实际上很考验材料和热处理。弹簧太软，炮身回不到准确位置；太脆，又经不起连续射击。
炮钢也是一样，不仅要求强度高，还得有足够韧性。这些零件能够自己加工，说明兵工厂掌握的不只是装配技术，而是一整套基础制造办法。
克氏75毫米野炮本身属于较早时期的设计，早期型号射程大约处于数公里级别。后来兵工人员并没有停在原样仿制上，而是不断研究炮弹外形、装药以及炮架仰角，希望把现有装备的潜力继续挖出来。
其中一个很实际的方向，就是改炮弹。老式炮弹头部比较钝，飞行阻力较大。
进入1930年代以后，国内兵工人员参考国外较新的75毫米炮弹设计，对弹体外形进行改进。弹头变得更加流线化以后，在火炮本身没有彻底推倒重来的情况下，也能改善远距离飞行性能。
另一个办法则是调整炮架和射角，射角增加以后，火炮可以采用更合适的弹道，国内当时也接触过日本三八式以及经过改进的75毫米野炮，从不同型号上吸收炮架、射角等方面的经验，是当时军械改良中很常见的做法。这件事的价值不单在于射程增加了多少，更重要的是说明汉阳已经能够在现有装备上进行工程改造。

能够仿制是一层，能够根据已有设备重新修改炮弹和结构，又是更深一层。这也正是汉阳与当时一些依赖进口部件的火炮项目存在差别的地方。
东北的沈阳兵工厂规模很大，机器设备和资金投入都相当可观，也能够生产多种枪械弹药。不过部分火炮项目采用国外设计，并较多利用进口部件、毛坯或成套技术，再在厂内完成加工和装配。
因此，单拿某几个型号比较，不能简单把“工厂规模大”和“关键部件全部自产”画上等号。火炮生产尤其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一家工厂看起来已经造出了几十门炮，但如果炮管毛坯、复进机构或者某些特殊材料仍然依赖外部供应，那么一旦运输中断，生产马上就会受到影响。汉阳的可贵之处恰恰相反，经过多年积累，它在材料、炮件和弹药之间形成了比较紧密的配套。
枪炮生产真正怕的不是少一台普通机床，而是某个不可替代的关键环节被卡住。汉阳不断补齐的，就是这些环节。
不过进入1930年代以后，世界野战炮技术发展很快，新一代75毫米火炮越来越强调重量轻、射界大、初速高和机动方便。因此，当时兵工部门后来调整火炮生产，并着手寻找新的制式野炮方案。
汉阳原有部分老式75毫米炮生产随之逐步收缩。这不是制造能力突然消失，而是装备更新带来的生产转换。
老生产线已经成熟，新型号却代表未来，两者怎么衔接，对任何兵工体系都是一道难题。抗战全面爆发后，兵工生产又面对新的环境。
随着战局发展，许多机器、技术人员和生产任务陆续向内地转移。此前几十年积累起来的技术没有凭空消失，熟练工人、工程经验和制造流程也跟着设备一起延续下来，继续支撑后方兵工生产。
所以回头看汉阳兵工厂，真正值得记住的并不只是“汉阳造”三个字，也不仅是某一年造出了多少门炮。它最大的意义，是让近代中国军工逐渐明白一个很朴素的道理：真正可靠的装备能力，不是仓库里暂时有多少外国零件，而是从钢材、炮管、弹簧、炮架直到炮弹，有多少东西能够依靠自己的工业体系持续生产。
火炮射程数字会随着时代变化，某一种型号也迟早会落后，但冶炼、锻造、热处理和精密加工这些基础能力一旦建立起来，就能够传给下一种武器。汉阳兵工厂真正留下来的分量，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