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方位抗战发生后，当年的10月初，秦基伟被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和政委张浩（林育英）派往太原以东区域协助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组建人民武装。秦基伟受命后，马上赶到了太谷县城，很快就通过办训练班组织起了一支武装。经中共地下县委的决定，公开战出了“太谷抗日游击队”的旗号，由秦基伟任总指挥，县委书记候惟煜任政治委员。11月8日太原失陷后，秦基伟把队伍拉上了太行山。11月12日，在得知朱德总司令要率领八路军总部来到太行山榆社县的消息后，秦基伟和游击队全体队员立即赶到榆社县峡口村热烈欢迎朱德总司令一行。朱德见太行山上已经建立起了一支自己的抗日游击队，非常高兴，特意把一批在平型关大捷中缴获的军大衣等战利品送给秦基伟的游击队，鼓励他们扎根太行山，坚持游击战争。为了坚决执行朱德总司令的指示，秦基伟把队伍拉上了太行之巅的和顺县石拐镇。
11月8日太原失陷之后，日军虽然拿下山西省会，却没有因此获得对整个山西社会的有效控制。城市、铁路和公路可以用据点守住，可那些沟壑纵横的山区、人口密集的村庄以及县与县之间的广阔地带，不可能靠有限兵力全部占住。侵华日军越向纵深推进，兵力分散的问题就越突出。
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太行山的重要性迅速上升。它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后方，而是一大片可以依山地开展游击战争、连接晋冀豫地区的战略空间。第129师随后把越来越多力量投向这一地区，不是临时躲避日军锋芒，而是在重新选择战争方式。山地给了抗日武装机动余地，群众基础则决定这种机动能不能长期维持。
1937年11月11日，八路军总部在和顺县石拐召开会议，研究太原失陷后的行动方针。两天之后，第129师也在石拐召开干部会议。这个时间点很关键，因为此前很多人仍把游击战争理解成正规作战的补充，此后情况越来越清楚：在华北，敌后战场将成为抗日战争长期坚持的重要支柱。
秦基伟等人的地方武装经验也因此受到重视。刘伯承在部署工作时强调，要分散干部、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游击力量。这里面的思路非常务实：与其把有限兵力集中起来等待日军，不如让部队变成能够生长的种子。一个干部带起几十个人，几十个人再影响几个村，一旦形成网络，占领军面对的就不再是一支固定部队。
后来被称为“秦赖支队”的武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起来。这里所说的“赖”，指赖际发。很多通俗文章在人名和编制上互相抄录，时间久了甚至出现人物混淆。历史叙事最怕把传奇写得越来越热闹，却把最基本的人名、日期和部队关系弄错。抗战本身已经足够壮阔，并不需要靠失实细节增加戏剧性。
至于军大衣的故事，也应该分开来看。平型关战斗中，八路军确实缴获过大批日军军需物资，其中包括军大衣。至于这些军大衣后来具体如何分配、是否在某一天由朱德亲手交给秦基伟所部，目前公开材料并不足以把所有细节严丝合缝地拼起来。
比军大衣更有分量的，是几个月之后越来越多敌后武装出现在太行山。日军原本试图依靠占领城市和交通线迅速压服山西，可中国抗战并没有按照侵略者预想的方向发展。正规战场的压力越大，地方抗日力量越需要主动生长；占领区域越扩大，日军守备的漏洞也越多。敌后游击战争正是在这种缝隙里壮大起来。
秦基伟当时还不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高级将领。他面对的现实甚至可以说很寒酸：缺枪、缺弹、缺衣、缺成熟建制，人员来源也很复杂。可这类队伍有一个日军很难复制的优势，那就是它不是悬在地方社会上面的孤军。群众提供情报、粮食和掩护，基层组织负责联络和动员，这种关系一旦建立，武装就有再生能力。
这也是抗日根据地后来能够站稳脚跟的重要原因。根据地不是先有一片安全区域，再把军队搬进去，而是在战争中一点点打出来、组织出来的。今天控制一个村，明天建立交通线，再逐渐发展地方武装和基层组织。它的力量不完全来自占领多少地盘，更来自侵略军即使发动“扫荡”，也很难彻底拔掉这种扎进社会深处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