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农村乱摊派事件背后：丁作明之死如何撬动改革风暴

震惊中央的“丁作明惨案”，就是在《条例》颁布一年之后发生的。一个风华正茂的农村青年，只因向县委反映了不堪忍受的重负问题竟被活活打死在乡派出所，这事震惊了中央，中央不仅派出调查组，还在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连续下达了两个措词严厉的紧急通知，并宣布涉及农民负担的项目取消三十七项，暂缓执行两项，需要修改七项，坚决纠正有强制、摊派和搭车收费行为的十四项，同时废除达标升级活动四十三项。

丁作明三十出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回村种地。平时帮乡亲写个对联算个账，人缘不差。但他比村里一般人多了一样东西，爱翻报纸，爱琢磨上面发下来的政策文件。就是这么个习惯要了他的命。

一九九二年底的皖北，日子紧得没法说。头一年那场大水刚过，地里庄稼半死不活。路营村人均年收入不到四百块，可村里乡里摊下来的各项费用，算到每个人头上居然要交一百零三块一毛七。国家白纸黑字写着，提留统筹加一起不能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按这标准一个人最多交二十块出头。实际收的钱超了五倍还不止。

丁作明拿着文件一笔一笔对账，越算心越沉。收费的名目也邪乎，建校钱、修路钱、民兵训练钱、计划生育钱、优抚钱，连村干部办公买张纸的钱都从农民兜里掏。他没想当什么英雄，就是觉得账不对，总得有人去问问。挨家挨户串门，拿政策文件用土话讲给乡亲们听，好不容易凑了八个胆子大点的村民，捺了红手印，把举报信递到了县里。

县里倒是有回音，答应成立清账小组查账。可这一查，就动了别人的饭碗。村支书在干部会上放了狠话：有人要清他的账，看谁敢，除非不要命。副村长丁言乐的老婆管计划生育，两口子平时在提留款和罚款上没少做手脚。农历正月二十那天，丁言乐故意找碴，作势要扑上来打人，丁作明侧身一让，他自己摔进了庄稼地。就这么点事，丁言乐当天下午六次上门闹，转头住进了乡医院，告状说因为抓计划生育被打。

乡派出所副所长彭志中把丁作明叫了去，开口就让他赔医药费。丁作明说自己没打人不肯出。彭志中拍桌子问他到底出不出，丁作明说这样的裁决我可以上诉。彭志中冷笑：我可以关你二十三个半小时，放出去不给钱，再关二十三个半小时，关到你出钱为止。当天夜里，三个联防队员把丁作明关进派出所私设的黑屋。王进军抄起桑树棍，挥着电警棍往死里打。丁作明咬碎了牙没求饶，脾脏破裂大出血，没能撑到天亮。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上午，三十二岁的丁作明死在了利辛县医院的手术台上。

事出了，乡里第一反应是捂盖子，对外说普通斗殴。可全村三千多口人不干了，自发聚起来讨说法。新华社记者孔祥迎顶着压力进村，把真相写进内参直送北京。中央震怒，丁作明死后二十六天，中办国办紧急发文减负。

坦率讲，这件事真正让我觉得值得琢磨的，不是丁作明有多冤，而是他这条命为什么能这么快撬动中央。答案其实藏在另一个问题里：中央难道不知道农民负担重吗？知道。一九八五年就发过制止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一九九〇年国务院又发了减负通知，一九九一年李鹏签署了《农民负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可文件发了，负担照涨。一九九一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比上年涨了百分之九点五，村提留和乡统筹却涨了百分之十六点七，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强制以资代劳的部分涨了百分之三十三点七。

文件治不了的事，一条人命能治。这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逻辑，恰恰是最让人心里发凉的地方。那些红头文件措辞一个比一个严厉，可到了基层就变成了“割韭菜”，割了又长，刮了又出。政策性的东西，既非刚性约束，更非法律条文，无法界定又无法操作，说了等于没说。决定取消的没被取消，决定纠正的没有纠正，决定暂缓的反而变成了更多更荒唐的收费项目。

丁作明的死之所以能“撬动”改革，不是因为它本身有什么神奇的杠杆效应，而是它撕开了一个口子，让上面的人没法再假装下面的问题不存在。中央联合调查组没跟省里打招呼，直接开进了路营村，不走地方干部陪同的路线，村民纷纷找上门反映实情。调查组负责人曾晓东谈起利辛农民的生存状况，眼泪止不住地流，说“真没想到，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农民还这样苦”。

可这种自上而下的震动，到底能走多远？减负政策下来之后，王进军被判了死刑，涉事干部撤职查办，一百多项乱收费被砍掉，数字看着很痛快。但农民负担的问题真正解决了吗？从一九九〇年中央开始抓减负算起，到二〇〇六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中间隔了整整十六年。十六年里，政策一轮接一轮，收费项目改头换面接着来。丁作明用命换来的那阵风暴，确实让很多人喘了口气，可喘完这口气之后呢？基层的治理逻辑没变，膨胀的机构和人员没变，靠收费养人的财政格局没变。

说到底，一个农民的死能撬动风暴，这本身是制度的悲哀而非制度的胜利。真正健康的治理，不该等到有人死在派出所的黑屋里，才想起来去查一查账本上的数字到底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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