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毛主席找到宋庆龄，说要还50000美元给她，宋庆龄却懵了：什么时候借的钱，我咋不知道？
1927年以后，她已经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她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对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持明确反对态度。到了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30年代，她又积极支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她和宋子文虽是姐弟，政治道路却越来越远。
更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的宋庆龄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中间人”。当年1月，她受宋子文委托，向中共方面传递有关谈判的信息；2月又委托董健吾前往陕北瓦窑堡。3月4日，毛泽东等人通过董健吾向宋庆龄回函。也就是说，那5万美元出现以前，上海和陕北之间已经存在一条十分重要的沟通渠道。
当时中国的大背景更不能忽略。日本侵略不断扩大，华北危机加深，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进一步推动抗日救亡浪潮。中国共产党也在积极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种情况下，宋庆龄的价值绝不仅仅是她姓“宋”，更在于她能够沟通不同政治力量。
红军到达陕北后，面临的困难非常现实，钱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于是致函宋庆龄，希望她能够通过宋子文解决资金问题。这个设想并不奇怪，宋子文在国民政府长期负责财经事务，又是宋庆龄的弟弟。可问题在于，外界看得到他们的血缘关系，却很容易低估两人在政治立场上的距离。
宋庆龄没有把这个难题推回去。宋庆龄故居目前公开的研究材料记载，她将孙中山留下的上海莫利爱路寓所抵押，又动用自己赖以生活的抚恤金，凑足5万美元，再通过潘汉年转交。1936年11月21日，潘汉年在报告中写下“太太已借我5万元，正在设法送进里面”。这句话后来成了核实此事的重要史料。
5万美元放在今天容易让人只剩一个数字概念，放到1936年的中国则完全不同。当时美元与法币汇率约为1比3.77，5万美元约合19万法币。研究者还根据宋庆龄后来书信指出，孙中山去世后她得到的抚恤金为5万广东省币，平日主要依靠其利息生活。也就是说，这不是从一个富裕家族的账房里随便拨出去的一笔零钱。
这里最值得琢磨的，反倒是宋庆龄没有解释钱究竟是谁出的。毛泽东原来的请求，是请她向宋子文筹款；中共方面后来收到的又确实是5万美元，自然容易把两件事情连起来。于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误会产生了：陕北方面以为宋子文答应了借款，却不知道真正承担经济代价的是宋庆龄本人。
这个误会很快出现了一个意外插曲。西安事变后，宋子文曾向宋庆龄提起，周恩来告诉他宋庆龄给中共方面寄去了5万美元。这一下等于让宋子文知道了姐姐暗中提供资金的事情。宋庆龄1937年初留下的相关书信，后来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证据。私人亲情、党派关系和民族危机，在这一刻纠缠到了一起。
换一个角度看，这笔钱的意义还不只在钱本身。1936年前后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宋庆龄同时承担着沟通信息、联络人员、支持抗日救亡等多方面工作。她既不是站在远处发表几句同情声明，也不是等局势明朗以后才表态，而是在中国政治走向仍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时候已经行动起来。
到了1954年底，事情又绕回来了。潘汉年奉命把当年的款项送给宋庆龄，并解释这是偿还毛泽东当年请她向宋子文借的钱。这里必须把网络文章最容易写错的一点讲清楚：现有可靠材料能够确认的是潘汉年前去还款，而不是毛主席本人登门。标题中的“找到宋庆龄”和那句戏剧化对白，都不宜当成原始史料记载。
宋庆龄的处理方式倒非常有她自己的特点。她没有把这笔钱简单收下，而是让警卫秘书隋学芳送交许建国。潘汉年随后解释，这正是1936年那笔所谓“向宋子文借的钱”。宋庆龄这才知道，原来过去这么多年，中共方面始终没有弄清真正的资金来源。后来，这笔钱又被送回了她那里。
真正把谜底留下来的，是1969年的那封信。宋庆龄明确说明，1927年以后自己和宋子文已经分道扬镳，当年的钱并非弟弟所借，而且那是她过去赖以生活的资金。2021年，廖仲恺、何香凝的外孙女李湄把这封1969年3月17日的信捐赠给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并首次公开展出，这段往事由此有了更加直观的文物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