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中科院每月给他发350元人民币，后来增聘为院士后，每月增加津贴100元，就是这450元工资，钱学森还总是认为太多了。
1956年2月17日，他向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系统考虑中国怎样发展火箭和导弹。到了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后来庞大的航天工业，最初就是从这样一个规模有限、经验不足的科研体系一步步长出来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当时对技术路线的判断。2025年钱学森归国70周年纪念活动中，相关史料再次提到，面对航空和导弹的发展选择，钱学森主张根据中国当时的工业基础和国防急需，优先突破导弹。这不是追逐最漂亮的技术，而是在有限家底里寻找最能改变国家安全处境的突破口。后来历史证明，这一步极有分量。
1955年11月，他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考察时，面对“中国人能不能自己搞导弹”的问题，态度十分坚定。那时中国连完整的导弹工业体系都没有，许多科研人员甚至没有亲眼见过真正的导弹。敢在这种条件下判断中国可以干，不是盲目乐观，而是一个内行人知道技术差距在哪里，也知道这个民族的学习能力在哪里。
再回头看那450元，味道就完全不同了。钱学森享受特级研究员待遇，职务工资350元，另有学部常务委员100元补贴。1963年9月7日，他主动写信提出，把100元补贴取消，350元也按规定降低，并表示自己和妻子的收入已经足够家庭生活。此后他的月工资调整为331.5元。
这个331.5元最值得后人注意的，并不是“钱学森能吃苦”。真正难得的是他的价值排序。对于自己的生活，他觉得够用就行；碰到科研、教育和国家建设，他花钱却并不吝啬。一个人是不是淡泊，不能只看他少拿了多少钱，更要看他愿意把钱放到哪里去。
1957年，《工程控制论》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奖金1万元。钱学森后来把钱用于购买公债，到1961年本息达到1.15万元，他把这笔钱捐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用于教学。当他发现不少学生家境困难，连计算尺都买不起时，又推动从有关经费中给学生解决计算尺。钱在他那里，是解决问题的工具。
这种做事方式，其实和他搞科研是一条逻辑。个人消费够了，不必再加；国家急需的科研能力不足，就集中资源补上；学生缺少基本学习工具，就想办法解决。钱学森并不排斥资源，他反对的是资源浪费在没有必要的地方。这比简单讲一句“不爱钱”，更接近他的精神世界。
几十年后再看，中国已经拥有自己的空间站，嫦娥探月、北斗导航、火星探测、载人航天不断向前推进。
今天中国年轻人看到火箭升空已经不会觉得稀奇，可在钱学森回国的时候，中国航天连完整的起跑线都还没有。两种景象之间隔着的，是几代科技工作者一点一点搭起来的工业和科研体系。
当下的科技竞争又进入了新的阶段。芯片、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先进材料、商业航天，哪一个领域都不是靠买几台设备就能追上。外部技术限制越多，中国越需要自己的战略科学家、工程师和青年科研队伍。钱学森留下的经验恰恰说明，真正可靠的核心能力，必须扎在自己的科研机构、产业链和人才体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