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开国上将李天佑因病逝世，年仅56岁。夫人杜启远带着五个孩子做最后告别，让人泪目。他13岁参军，20岁当师长，是“万岁军”38军首任军长，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那个秋天来得特别早。9月27日的北京，301医院的走廊里站满了人，可谁都不敢出声。病房门推开的那一瞬，杜启远整个人是僵的，她跟李天佑做了二十多年夫妻，从延安走到东北，从东北打回广西，什么阵仗没见过？可这会儿，她就站在离丈夫三步远的地方，迈不动腿了。孩子们挤在她身后，亚西、亚斌、亚宁、亚明，还有小女儿李琛，最小的那个还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妈妈不动，自己也不敢动。

李天佑走的时候穿的是新军装，绿色，笔挺。军帽戴得端端正正。可人已经瘦得不像样了。那具身体里曾经嵌着七处战伤，脚底板被子弹打穿过两次，左手被炸弹炸过，右手和后背也在赣州城下中过弹。这些伤，年轻时候扛得住，到了五十多岁，全都回来讨债了。

说实在的，五十六岁搁现在，离退休还差好几年呢。可那个年代的开国将领，哪个身上不是一身的病？问题在于，李天佑的病，原本不至于到这个地步。1952年查出急性肾炎的时候，他正在广西忙着剿匪，组织上让他休养，他摆摆手说没事。结果急性拖成了慢性，慢性拖成了肾衰竭。到了1969年，尿蛋白已经四个加号了，他还在军委办事组挂着名，坐都坐不住，就躺在休息室的活动床上看文件。妻子杜启远急了，打电话催问休息命令。过了两天，那边来了一句：主持开完“四好”大会再休息吧。他没吭声，答应了。

这事儿往深了想，其实挺让人不是滋味的。一个打了一辈子仗的人，到了生命最后那段日子，被安排去管什么政治思想工作，作战的事全交给别人了。说白了，就是被晾到了一边。他心里明不明白？肯定明白。但他什么都没说。这人一辈子就是这个脾气，组织让干啥就干啥，从不讨价还价。他不是没脾气的人，在战场上那是出了名的“小老虎连长”，十五岁参加百色起义，十六岁当连长，二十岁当师长，红军几十万人里头就俩“娃娃师长”，他是其中之一。平型关那一仗，他带着686团正面硬刚日军精锐，白刃战拼到副团长杨勇都负了伤，硬是把老爷庙制高点给夺下来了。这种人你说他没脾气？他只是把脾气都用在了该用的地方。

可到了晚年，有些仗他打不了了。文化大革命那几年，他写诗排解心里的憋闷：“革命征战四十年，从未自己解缰鞍。霹雳乌云遮华夏，难以理解难扭转。”这几句诗读起来，能感觉到他那种使不上劲的难受。他是个实干的人，打仗可以，搞运动那一套他玩不转。他也违心说过一些话，事后心里过不去，忧心忡忡。这种拧巴，比战场上的子弹还折磨人。

他走的那天傍晚，杜启远俯下身，嘴对嘴给他吸痰，吸出来的全是酸水。李天佑已经不能说话了，可他突然抬起头，眼睛死死盯着墙上毛主席像，嘴里“哇啦哇啦”地叫，叫得护士心都碎了。没人知道他最后想说什么，也许是想喊什么，也许就是不甘心。一个从不认输的人，被身体打败了，那种滋味，旁人没法体会。

他给家里留下了什么？没留下什么钱，也没留下什么房产。他反复叮嘱的就一句话：不能脱离群众，要靠自己吃饭。杜启远后来一个人把几个孩子拉扯大，从没让孩子在外面提自己是李天佑的儿子，更不准打着父亲的旗号办事。四个儿子后来全当了兵，没一个走歪路的。

回过头看，李天佑这辈子，就是被“快”字追着跑。升得快，打得快，走得也快。他夫人后来跟人说：“他连去世都比别人早。”这话听着心酸，但仔细想想，也是实情。当年有人安慰他儿子，说了句大实话：你父亲不走，后面的事还真不好说。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月里，走得早，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解脱。

可我还是觉得可惜。五十六岁，太年轻了。如果他能多活十年二十年，以他的能力，能做多少事？一个从广西山沟里走出来的放牛娃，一路打到副总参谋长，靠的全是实打实的本事。这种人，不该走得这么仓促。他的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可从病重到去世，中间到底有多少时间是被真正用在了治病上，又有多少时间是被耽误在了别的事情上？这个问题，恐怕没人能给出一个让人舒服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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