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年 4 月，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正式逮捕，卷入潘扬错案。此前，许世友曾经托付扬帆，帮忙寻找济南战役牺牲烈士郭由鹏流落在上海的年幼女儿。随着扬帆入狱，这项寻人工作被迫中断，后续任务转交继任公安局长接手，历经多年才找到烈士遗孤。


1959年，上海公安人员把查找范围转向了医院。
此前，他们已经掌握三个条件：女孩大约十多岁，1949年前后从城隍庙一带被人收养，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广慈医院很快出现一条相符线索，一位老太太长期带着一个女孩来看心脏病。

女孩已经不姓郭，也不叫“娟娟”。她叫张荫娟。
这个名字的出现，把一桩延续多年的寻找拉到了另一条路上。此前寻找的是烈士郭由鹏留在上海的女儿，公安人员能抓住的多是亲属、住址、工作单位。张荫娟被送养以后，这些关系几乎全部改变。

直到调查转向那项一直没有改变的先天性心脏病，人才真正接近了。

郭由鹏牺牲于1948年的济南战役。他所在的华野第九纵队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参加攻城作战。公开军史叙述记载，郭由鹏生前牵挂留在上海的妻女，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上海解放以后，许世友曾请上海公安方面帮助寻找。

最早承担具体查访工作的，是扬帆任职时期的上海公安人员。
钱运石等人先从军队方面追查郭由鹏的籍贯、家庭和旧址，又到民政部门寻找烈士家属登记。

这些办法补出了几块零散信息：孩子小名娟娟，母亲在上海做过工，孩子有心脏病。妻子的姓名和具体住址，却一直没有接上。

调查人员又根据已有情况查过部分工厂，仍没有找到郭家母女。没有姓名，没有门牌，单凭一个小名和一种疾病，查访停在了这里。

就在这几年，上海公安系统的人事也在变化。
扬帆1951年底已经不再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后来回市局任副局长，1953年底又被免职。1954年12月底，他被扣押审查，1955年4月正式逮捕，后来卷入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多年以后，这起案件得到平反。

扬帆失去自由时，前期寻找本来就没有突破。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这项工作也没有出现新的结果。
1957年3月，黄赤波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同年10月，许世友到上海参加战备会议，再次问起郭由鹏的女儿。黄赤波调出过去留下的《情况汇报》，重新组织人员查找。

这时距离扬帆被捕已经两年，黄赤波也不是从扬帆手中直接接任局长。
扬帆离开局长岗位后，上海市公安局还经历了许建国主持工作的时期。黄赤波拿到的是一份已经查过军队、民政和工厂，却仍找不到人的旧记录。

这一轮没有继续沿着原来的方向撒网。公安人员把调查推向郭由鹏的亲属。
查访人员到了宁波，找到了郭由鹏的伯父。老人还保存着过去的信件，其中一封留下“上海榆林区龙江路”的地址。门牌虽然不完整，查找对象却从整个上海缩到了一片具体街区。

回到上海以后，户政接上了这一截旧地址。
郭由鹏妻子的姓名第一次明确下来，她叫秦玉兰。
公安人员再顺着工作单位找到秦玉兰。可郭由鹏的女儿已经不在她身边。

秦玉兰已经再婚。1949年生活困难时，她把女儿送给城隍庙一带一名老太太收养。送养时没有留下对方完整的姓名和住址。公安人员又去城隍庙查访，八年已经过去，收养人的身份仍然没有着落。

郭由鹏牺牲后，军队一头缺的是上海家庭的具体地址；找到秦玉兰以后，缺的又变成收养人的姓名和住所。前一次断掉的是烈士与家庭之间的联系，这一次连孩子原来的姓名、住处和家庭关系也变了。
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许世友再次提起这件事。此前找到的秦玉兰、城隍庙和送养时间，都不能直接落到一个已经改名的女孩身上。

公安人员随后把先天性心脏病列为新的查访入口，开始跑医院。
广慈医院提供的情况与送养时间、地点相符。一名老太太曾长期带一个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孩就诊，还提过孩子是在上海解放前后从老城隍庙领养的。

过了一段时间，女孩再次来到医院。她已经叫张荫娟。公安人员继续核对养母讲述的收养经过、秦玉兰提供的情况以及孩子幼年照片，几段多年没有接上的身份关系终于合在了一处。

黄赤波审阅调查记录后，上海方面把找到张荫娟的消息和照片送往南京军区。
1960年5月，许世友到上海，见到了张荫娟和养育她多年的老人。从1948年郭由鹏牺牲算起，已经过去近十二年。

两个月后，张荫娟因意外受惊诱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于7月19日去世。

1961年，许世友再次到上海。得知张荫娟已经去世后，他又问起养育孩子多年的老人，让人前去看望。那时，郭由鹏留下的女儿已经重新确认了身份，上海公安多年查访留下的旧信、户籍记录、送养地点和医院线索，也已经全部接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