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的一天，戴笠获取王亚樵在上海的住址后，带着大批特务破门而入。戴笠到了卧室后，发现被窝还是热的，知道人刚刚走，下令马上到附近搜捕，但一无所获。

戴笠站在那间还飘着淡淡体温的屋子里，脸沉得像块铁。那被窝里残存的热气，简直就是在当面嘲笑他，人刚走，说不定还听得见楼下特务们杂乱的脚步声，可他偏偏就是抓不着。他走到窗边，窗台上系着一根绳索，绳头垂向屋后的乱坟岗。戴笠眯起眼睛往外看，乌鸦在枯树上叫得瘆人，坟包一个挨着一个，风吹过荒草沙沙作响。他心里明白，王亚樵选的藏身之处从来不随便，这种地方，活人不好找，死人反倒是最好的掩护。手下人追过去搜了一圈，回来说只看到一个被盗墓贼刚刨开的坟坑，棺材斜在一边，臭气熏天。戴笠没走近，摆摆手让人撤了。他哪里知道，那口散发着恶臭的棺材里，王亚樵正捂着嘴，连大气都不敢喘，听着脚步声一点一点远去。

这事搁在别人身上，戴笠兴许还能宽慰自己说对方是运气好。可偏偏是王亚樵。戴笠太了解这个人了。当年在浙江，他戴笠还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年轻人，投奔到王亚樵手下，是这位大哥给他饭吃、给他事做。几个人一高兴，烧黄纸、斩鸡头，结拜成了兄弟。王亚樵年纪最长，排老大；胡抱一次之；胡宗南行三；戴笠最小，喊王亚樵一声“九哥”。那时候的戴笠，大概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自己会领着上百号特务，满上海地追杀这个曾经拍着他肩膀喊“雨农”的人。

说白了，两个人走的道儿不一样。王亚樵骨子里是那种旧式侠客，信奉的是“你干了坏事，我就取你性命”，管你是军阀还是委员长，只要他认定该杀，绝不手软。从炸死日本大将白川义则，到五次谋划刺杀蒋介石，王亚樵干的每一件事都惊天动地，可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政客，他就是一个拿命去拼的安徽汉子。戴笠不然，他早早投了黄埔，攀上了蒋介石这棵大树，懂得用组织、用情报网、用制度去杀人，而不只是凭着一腔血勇。两个人从结拜兄弟变成生死仇敌，根子上是他们的活法完全不同了。

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要王亚樵的脑袋，后来涨到了一百万。悬赏归悬赏，王亚樵在上海滩照样来去自如。他有十多个秘密住处，今天穿长衫扮教书先生，明天贴个膏药装苦力，有时候索性在脸上烫出疤来，谁也认不出他是那个让日本人和汉奸闻风丧胆的“暗杀大王”。黄金荣、杜月笙这些青帮大亨见了他的手下都要绕着走，不是打不过，是犯不着跟一个不要命的人较劲。戴笠的军统特务在上海拉网式搜捕了好几个月，翻遍了每一个和王亚樵沾亲带故的人，结果连他的影子都没逮着。特务们私下里嘀咕，说这人怕是有飞檐走壁的本事，其实哪有什么法术，不过是一个时刻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人，警觉到了骨头里。

我有时候想，戴笠那次站在空荡荡的卧室里，闻到被窝里那股残存的温热，心里到底是什么滋味。是恼火？是不甘？还是有一丝他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复杂情绪？这对曾经磕头换帖的兄弟，一个为了忠，一个为了义，忠义二字在乱世里偏偏拧成了死结。王亚樵后来辗转去了香港，又去了广西梧州，最终没有死在戴笠手里，而是被戴笠用他重情重义的弱点做了局，死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一个一辈子靠暗杀解决问题的人，最后被人暗杀，这大概是那个年代最残酷的注脚。毛泽东后来评价王亚樵，说他“杀敌无罪，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这话说得客气，也说得准确。王亚樵这一生手上沾了不少血，可他的刀锋始终朝着侵略者和汉奸的方向，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候，他没有躲，没有跪，而是用最原始的方式跟敌人以命换命。他算不上什么完美的英雄，可他比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喊口号的人，硬气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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