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死后，唐太宗亲手推倒了他的墓碑，真正原因从未写进教科书。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距魏征下葬还不足半年，唐太宗下令毁掉了那块亲手题写的墓碑。
与此同时，已经说定的一门婚事也被撤销。

太宗有个女儿，原本已定婚配给魏征之子，诏书就这么取消了，什么解释也没给。

这两件事加在一起，分量不轻。魏征死时，太宗哭了，停朝五天，亲自撰写碑文，追赠太尉、郑国公。前后也就几个月，那块石碑就倒在了墓前的土里。

课本里记着太宗望着空了的朝堂说那句话，"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写的是相遇和相知。墓碑倒掉的那段，一般不在讲授的范围里。

史书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其实写得相当清楚。

魏征不是太宗原来班底里的人。

武德年间，魏征在太子李建成麾下任职，是东宫谋士，替李建成出过不少主意，其中包括劝李建成早点对李世民下手。

玄武门之变，李建成被杀，魏征被带到李世民面前问话。按当时的逻辑，这个人很难留。

太宗没有杀他，反而留用了。原因在史书里记得明白，太宗当面问魏征，你为什么要在我们兄弟之间挑拨？魏征的回答大意是：太子若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这个结局。

话说得直，没有跪地求饶，太宗反倒看中了这份直性子。

贞观年间，魏征进谏的次数和力度，在唐代史料里有详细记录。

《旧唐书》本传记载，前后谏诤二百余事，条陈直言，有时把太宗堵得下不来台。

太宗某次退朝后跟身边人说，魏征这个田舍翁，每次都在朝堂上让他难堪。但这句话说完，太宗还是继续用魏征，还是继续让魏征开口。

贞观之治的史学评价，魏征是绕不开的人物。

他在的那几年，朝廷纳谏的风气确实存在，奏疏进去不是全部石沉大海，这件事在制度层面有魏征的功劳。

太宗对魏征的那句"以人为镜"，见于《旧唐书·魏征传》，是太宗听到魏征病死后说的。

不管这句话背后有多少情感成分，魏征在贞观君臣关系里占据的位置是真实的，史料能支撑的。

然而，这个位置，在魏征死后几个月里迅速松动，原因有两条，加在一起才让太宗做了那个决定。
第一条，推荐人出了事。

魏征生前大力推举过两个人，侯君集和杜正伦，认为这两人都可以担大任。

太宗也信了魏征的眼光，把侯君集和杜正伦都用在了重要位置上。侯君集当过行军大总管，领兵打过高昌。

贞观十七年，太子李承乾谋反事发，查出来侯君集牵涉其中，证据明确，被杀。

同年，杜正伦因为在东宫任职期间行事有失，被牵连罢黜，具体是否卷入谋反，史书记载稍有出入，但失职被贬是确定的。

两个人都是魏征亲口推荐的。出了这档子事，太宗的心里怎么想，史书没有明言，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说明态度，墓碑倒了，婚事撤了。

这条理由要说是砸向魏征的主要原因，其实还留了余地，因为推错人这件事在朝廷里并不罕见，不至于让太宗做出这么大的动作。真正让太宗下决心的，是第二条。

第二条，草稿外流了。

魏征生前把自己的谏言草稿交给了史官褚遂良，这些草稿后来被公开传看，在士人圈子里流传了出去。

按照史书的记法，太宗知道这件事之后，认为魏征把那些谏言的内容拿去邀买名声，让更多人知道自己是进谏最多的那个人，在外面建立清誉，等于是借批评皇帝来抬高自己的声望。

这件事按照唐代君臣的伦理来看，份量很重。

谏言的意义在于进到皇帝耳朵里，纠正决策，草稿归档记录是另一回事，但拿出去让外人传阅，性质就变了。

太宗当时的解读，见于《资治通鉴》的记载，对这件事的评价用了"沽名钓誉"四个字。

两件事叠加起来，侯君集谋反和草稿外流，让太宗对魏征二十多年里在朝堂上的那些姿态，重新产生了疑虑。君臣之间的信任，经不起这样的重新打量。

墓碑倒下，在那个背景里，不难理解了。

但这件事还有后半截，课本里同样不怎么写。

贞观十九年，太宗御驾亲征辽东，攻打高句丽，战役进行得比预期艰难，最终撤兵。班师途中，太宗发了一句感叹，大意是，魏征若在，不会让朕走到这一步。

随后，魏征的封赠被恢复，那块倒掉的墓碑，也重新立了起来。

《旧唐书》把这段记录得很平，太宗的情绪转折交代了，墓碑重立也交代了，一笔带过。

太宗在位期间，多次发诏让臣下进谏，也曾把谏官批评自己的话挂在嘴边，但当着面听进批评，和事后去追究批评者有没有别的动机，这两件事并不矛盾。人就是这样复杂。

魏征的墓在长安城郊，后来经历了多次历史变迁，现今的墓地经过后代修缮，碑是后人重立的，原碑已无迹可寻。

那块被推倒又重立的碑，究竟倒地时是什么样子，史书里没有人去描述。

参考资料：
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