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身边，都是聪明人。可他最信得过的，却是个闷葫芦。这人叫施觉民，黄埔二期，曾任蒋介石总统府警卫室副主任，长期负责蒋介石安全保卫，后赴台，担任多项军政职务，1975 年退休。

1949年8月28日，蒋介石从白市驿机场进入重庆。
张佐斌后来回忆，同行人员中有施觉民，当时负责蒋介石的警卫事务。林园内外随即布置起来，宪兵第二十四团守内圈，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守外围。

张佐斌调了三个大队在林园周围警戒，又派一个大队守住机场上的三架专机。

蒋介石每次离开林园之前，施觉民会通知外围准备警戒，却不把实际路线交出去。
五辆小车同时出动，蒋介石有时坐第二、第三辆，有时坐第四辆，从不坐第一或最后一辆。张佐斌把部队摆在林园至西南长官公署、佛图关一线，仍掌握不了车队下一步怎么走。

有一次，车队到了小龙坎，突然转向沙坪坝。那一带没有预先布置警戒，张佐斌只得临时抽调一个大队往磁器口方向赶。内圈有人，外围也有大批兵力，施觉民传给外层的却只是部署命令，完整行程仍留在更小的范围里。

施觉民所在的侍卫系统，本来就分着层次。项德颐回忆，侍卫组由竺培基任组长，施觉民任副组长；警务组另有负责人，内卫又是一层。侍卫官靠近蒋介石办公室，警务人员在外围，蒋介石外出时，各层人员分别随车、警戒和接应。谁能靠近办公室，谁只负责外围，谁只在临时行动时接令，位置并不相同。

同一个侍从体系里，陈布雷主持侍二处，主要处理党政文书；俞济时掌侍卫长室；施觉民所在的侍卫组靠近蒋介石日常起居和出行。文件、军令、警卫并不走同一条线。
施觉民没有进入陈布雷那条文书系统，他经手的是随员、出入和警戒衔接。

施觉民进入警卫系统很早。广东省档案馆保存的黄埔军校档案把他列为1924年第二期学生。1929年2月，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警卫团第一营中校营长。1932年3月，又任陆军第八十八师第二百六十四旅第五百二十七团团长。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第八十八师投入上海战场，第五百二十七团也在其中。

1937年5月，施觉民转任浙江省第一保安区副司令，1940年免职。1946年5月17日，国民政府又正式任命他为参军。到1947年12月，这一参军职务被免，命令注明“另有任用”。从警卫部队到正规军，再到地方保安，他并不是一直站在官邸门口的侍卫官。

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战时侍从机构也随之改组。原侍从室拆分后，军务、文官和警卫各有系统；侍卫长室改为警卫室，黎铁汉任主任，竺培基、施觉民任副职。俞济时转任军务局长，原有侍卫官、警务人员大体仍留在原系统。施觉民仍在警卫这一边。

1948年12月29日，施觉民被任命为重庆市警察局长。市警察局管的是城市警政，官邸侍卫另有体系。重庆还有宪兵、内政部警察总队等力量，各自掌握不同范围。徐远举后来回忆当地军警机关联席活动时，施觉民已经以重庆市警察局长身份在场，宪兵第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等人也参加其中。几个月后，沙吉夫又出现在林园的内部警戒线上。

1949年5月25日，施觉民被免去重庆市警察局长，另有任用。三个月后，张佐斌记下的白市驿迎接中，施觉民又以警卫组长身份随蒋介石到达重庆。市警察局长的官衔已经没有了，他仍在蒋介石行动警卫的内层。南京失守以后，蒋介石在广州、重庆、成都之间辗转，固定官邸周围的警戒也跟着车队移动。

林园内部由宪兵第二十四团负责，张佐斌所部负责外围，施觉民承担近身系统与外部警戒之间的通知。林园外的两千人也不归施觉民直接统率。张佐斌拿到外围警戒任务，却拿不到车队路线；沙吉夫守的是内部。小龙坎突然转弯时，外圈只能临时调兵。兵力可以一层层铺开，行程却被截成一段一段传递。

1950年3月21日，施觉民在台湾被派任总统府第三局局长。这个职位已经不同于警卫室。1948年的总统府组织法把第三局和侍卫室分别列出，第三局办理军事命令宣达、文件承转和军报事项，侍卫室另掌侍卫事务。施觉民由直接警卫岗位进入总统府内部的军务行政位置。

第三局后来另有局长接任。《武义县志》把施觉民的退休年份记为1975年。到这时，他早已离开1949年重庆那种直接传递警戒命令的位置。

那年林园外的兵可以先摆好，机场上的专机也可以先守住。可车队从小龙坎突然拐向沙坪坝时，外围才跟着调兵。施觉民手里压着的，恰恰是那条没有提前交出去的行车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