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回到美国并卸任的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发文曾说，中国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他们声称希望为世界秩序做出贡献，想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尊重国际体系。但他们必须作出选择，因为中国所谓的“朋友”正在挑战现有的国际规则。
国际秩序真正的较量，从来不是谁口头上更支持规则，而是谁有能力定义规则。伯恩斯提出的“中国必须选择”，表面是在讨论外交方向，实际上是在提出一个前提：美国设定的安全边界、制裁体系和战略联盟，应当成为其他国家行动的参照标准。但问题在于，当规则越来越依赖某一个国家的判断时，其他国家接受的究竟是国际规则，还是单方面的战略要求。
美国的政策变化恰好说明了这一矛盾。2026年1月，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和联合国相关实体，其中包括31个联合国实体，理由是这些机构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安全和经济目标。这个动作说明，美国自己也会根据国家利益重新评估国际机制，而不是无条件接受所有现有安排。
因此，中国与俄罗斯、伊朗等国家保持关系，并不能简单被解释为“挑战规则”。国际关系不是一张只能选择阵营的试卷，而是各国根据自身利益进行合作。中国长期强调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基础处理国际事务，这与美国试图推动盟友按照自身政策边界行动，形成了不同逻辑。
历史上，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与今天的局面存在一定相似性。当时英法试图通过军事行动维护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传统影响力，而美国和苏联都反对旧殖民体系继续主导全球秩序。相似点在于，大国竞争背后都是对规则解释权的争夺；关键差异在于，当年的核心矛盾是殖民体系瓦解，而今天的竞争更多围绕科技、金融、产业链和国际制度影响力展开。这意味着未来的规则竞争会更加长期化。
到了2026年，中美竞争已经从单一外交领域扩散到多个方向。美国对先进芯片出口继续设置限制，希望保持技术优势；中国则加快自主研发和产业升级。双方争夺的不只是某一种产品，而是谁能够掌握未来产业体系的话语权。

伯恩斯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节目中谈到中美关系时，把俄罗斯、伊朗等因素与中国联系起来观察，认为美国面对的是一组关系网络，而不是单独一个国家。这个判断背后，是美国希望把不同地区的问题连接起来形成共同压力。
但现实情况是，国际社会并没有完全按照美国设想重新排列。许多国家希望同时维持与中国、美国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关系，因为全球贸易、能源供应和产业合作已经形成高度交织的网络。强行要求各国站队，可能带来的不是更稳定的秩序，而是更多经济和安全风险。
伊朗问题就是一个例子。2026年8月，美国继续加强对伊朗相关经济压力，并警告与伊朗保持贸易关系的国家可能面临制裁风险。中国则坚持正常经贸合作应当依据国际法和双方实际需求判断。围绕伊朗问题的分歧，本质上是两套国际行为规则之间的碰撞。
从更大范围看，美国提出的“选择”，实际上是在测试全球国家是否愿意接受新的阵营划分。中国面对的挑战，不只是外交压力，而是在复杂环境下如何继续扩大合作空间，提高自身产业、安全和科技能力。
未来中美关系的关键，不在于谁能够迫使更多国家离开另一方，而在于谁能够提供更稳定、更具吸引力的发展模式。如果一个国家只能依靠限制、制裁和联盟压力维护影响力，那么这种秩序本身就会受到质疑。
伯恩斯提出“中国必须选择”，但世界正在出现另一种趋势：越来越多国家希望拥有更多自主空间，而不是被迫进入某个固定阵营。中国坚持参与全球治理，也坚持根据自身利益发展对外关系，这并不是对国际规则的否定，而是在争取规则制定过程中拥有更平等的位置。

从2026年9月初来看，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并不是中国是否要选择朋友，而是未来的国际体系究竟由谁共同建设。如果规则能够回到多边机制和国际法基础上，世界秩序才更可能保持稳定；如果规则变成少数国家根据自身利益不断调整的工具，那么全球竞争只会进一步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