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广州，代总统李宗仁密谋兵谏，想把蒋介石关起来，老搭档白崇禧一个决定，让桂系输光了最后的老本。
 
当时的李宗仁，名义上是全国最高负责人，实际处处受制。蒋介石虽然在1月宣布下野，退到溪口，但党政军大权并没有真正交出去，中央军依旧听他的，政府财政也捉襟见肘，运往台湾的黄金和物资，更让广州方面感到手脚被牢牢绑住。
 
李宗仁想谈和平，蒋介石在背后牵制，李宗仁想调兵布防，中央军将领又不完全听令。1949年4月，国共和谈走到最后关头，南京方面拒绝接受和平协定，解放军随后渡过长江，国民党在大陆的退路越来越窄，李宗仁这个代总统也就更加被动。
 
蒋介石9月飞到广州，表面上是指导华南防务，实际上却在重新插手广东的军权和财权。陆军总司令张发奎看出了其中的危险，向李宗仁提出一个大胆方案，既然蒋介石就在广州，能不能联合桂系和粤军，把他控制起来？
 
这个设想听起来很直接，支持者也有自己的算盘。只要蒋介石被扣住，就能逼他交出运往台湾的黄金，收回全国军队指挥权，再把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或许还能挡住南下的解放军。
 
李宗仁确实动了心。对他来说，这不只是一次冒险，也是摆脱傀儡处境的机会，可他明白，自己没有足够的军队，真正能决定成败的人不是他，而是白崇禧。
 
两人搭档二十多年，从广西起家，一起参加北伐，也一起和蒋介石较量。新桂系能撑到1949年，靠的就是白崇禧手里的部队，这二十多万人，既是桂系最后的家底，也是李宗仁坐上代总统位置的重要依靠。
 
李宗仁把白崇禧秘密叫到官邸，谈起扣蒋计划。白崇禧没有马上表态，只是坐在那里抽烟，反复权衡。最后，他明确表示反对。
 
白崇禧担心的不是蒋介石本人，而是扣蒋之后的连锁反应。汤恩伯、胡宗南等嫡系将领，很可能以营救蒋介石为名发起进攻，桂系到时候要一边面对解放军，一边防范中央军，两头作战，后勤又不稳，胜算并不大。
 
他还有另一个判断，自己手里有重兵，蒋介石不能完全绕开桂系，只要继续谈条件，未必不能换来军政利益。既然可以坐下来讨价还价，为什么要用兵谏这种风险极高的办法？
 
问题也正出在这里，白崇禧把蒋介石看成了一个需要妥协的对手，却低估了对方重新夺权的决心。计划被否决后，他不但没有支持李宗仁行动，还主动向蒋介石示好，公开强调蒋李合作，私下同蒋的亲信接触，商量自己的出路。
 
李宗仁没有白崇禧的军事支持，只能放弃扣蒋，还增派人员保护蒋介石出行。蒋介石也从这件事里看清了桂系的犹豫，李宗仁和白崇禧并不是一条心，桂系看似兵多，内部却缺少最后拍板的共同意志。
 
事情没有因为妥协而稳定下来，战场很快给出了答案。衡宝战役中，白崇禧部队的四个主力师被第四野战军全歼，桂系最能打的核心力量遭到重创，后续广西战役打响后，解放军分三路进入广西，十几天便控制全省。
 
二十多万桂系部队，有的被歼，有的溃散，经营二十多年的根据地迅速瓦解。这里面当然有解放军攻势强、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等因素，不能把广西失守简单归结为一次会议上的一个决定，可白崇禧拒绝兵谏，确实让桂系失去了最后一次重新组合权力的机会。
 
如果当时真的扣住蒋介石，桂系也未必就能翻盘。中央军是否会进攻，粤军是否会配合，解放军会不会趁机加速南下，这些都存在巨大变数。换句话说，白崇禧的担心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选择了保守路线，却没有换来安全。
 
广西失守后，白崇禧带着数万残兵退到海南岛。蒋介石随即抛出三万两黄金，并许诺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职位，条件是交出剩余部队指挥权，公开支持蒋介石复职，再前往台湾商量后续安排。
 
白崇禧接受了这笔交易，命令残余部队移交薛岳指挥，又发电指责李宗仁擅自离开职守，随后乘专机前往台北。到了台湾，他失去兵权，长期处于被监视状态，1966年在台北寓所去世。
 
李宗仁的结局则完全不同，广西失守后去了香港，后来赴美国治病，1965年回到大陆，安稳度过晚年。两个合作半生的人，一个带着失去的兵权进入台湾，一个回到了曾经的对手阵营。
 
说到底，桂系不是只输在战场，也输在判断。白崇禧以为手里的二十多万军队还能继续讨价还价，却没有看清局势已经不给地方实力派慢慢谈条件的时间，等他准备好退路时，能谈判的筹码早已所剩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