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国军少将张岚峰率部投日。不久后他的弟弟张俊峰和日军发生纠纷，被日军用刺刀挑死。事后张岚峰不敢表露出生气，反而去向日军官佐道歉，这让他的部下也都大为惊诧。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前后，华北、华中地区出现了一批批"反正"部队。有人为保命，有人图富贵，也有人真心以为找到了"曲线救国"的门径。


张岚峰属于哪一种，当时人说法不一，后来人也难以断言。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很快就要为这套新规则支付一笔意想不到的学费。


事情发生在投敌后的第六周。张岚峰的胞弟张俊峰，年约二十出头，在军中并无正式职务，只是跟着兄长混口饭吃。


那日他骑马经过日军设在城南的关卡，不知因何事与日方哨兵起了争执。具体口角内容已不可考，据在场目击者后来回忆，无非是言语不通、双方又各不相让，张俊峰的脾气上来了，大概还夹杂着西北军子弟常见的倔强劲头。


日军哨兵呼叫支援，一小队士兵赶来，没等把事情问明白，刺刀就已经捅进了张俊峰的腹部。


人当场就不行了。血渗进黄土路里，颜色很快变深。消息传到张岚峰耳中时，他正在用午饭。


副官后来描述，长官的筷子悬在半空，停了大约两个数的时间，然后继续夹菜，嚼完嘴里的饭，才问了一句："尸首呢？"得知还在原地，他放下碗，起身更衣，却不是去收尸，而是让人备马，要去日军联队部。


这一去，张岚峰在日军军官面前说了什么，各种记载略有出入。较为可信的版本来自他后来被捕时的供述，以及当时留守人员的转述。


他见了日军联队长，深深鞠躬，称自己管教无方，致使胞弟冲撞皇军，死有余辜。又说自己已经严厉申饬了部下，今后定当严加约束，绝不让类似事件再发生。


日军联队长倒是没多说什么，摆摆手让他去了。张岚峰回到自己驻地，第一件事是命令把弟弟的尸首埋了，不准声张，不准设灵，不准穿白。


有老部下前来看望，他只说："俊峰自己不小心，惹了日本人，死了活该。"说这话时，他正坐在椅子上喝茶，杯盖与杯口碰出轻微的瓷声。


但事情瞒不过人。当天在场的中国老百姓有人看见了全过程，消息像水一样渗进县城的街巷。张岚峰的部下们起初不信，或者说不愿信。


有人偷偷去问了埋尸的伙夫，回来闷头抽了半宿旱烟。第二天操练时，几个营长交换的眼神都变了味。


最让部下们难以理解的是道歉这个举动。投敌是一回事，毕竟乱世之中，各寻出路的大有人在。但亲弟弟被日本人杀了，连句硬话都不敢说，还要反过来赔不是，这超出了大多数人的心理承受底线。


有个姓周的团长，跟着张岚峰从西北军出来，当晚独自喝了顿闷酒，第二天告病，后来寻了个由头调去了别部。走之前托人带话："我跟错人了，但我不说破，各安天命吧。"



张岚峰不是不知道这些议论。某次与心腹独处时，他忽然开口："你们觉得我软？"不等回答，自己接下去："日本人杀俊峰，就是要看我的反应。


我硬，他们正好把咱们这点人马全吃掉，俊峰白死。我软，他们反而觉得这人好用，留着比杀了强。"他顿了顿，"俊峰的命换这两千号人的饭票，不亏。"


心腹无言以对。这番话传出去，有人觉得他在理，有人觉得他在给自己找台阶。但无论如何，张岚峰算准了一点：日军确实需要他这样的代理人。


豫东地区民情复杂，日军兵力有限，有个能帮着维持局面、征粮征夫的人，比多杀一个张俊峰有价值得多。


此后数年，张岚峰在伪政权里步步高升，"豫东剿共司令""和平救国第一军军长"等头衔换了一个又一个。


他治军颇有手段，对日军交代的事务也办得利落，唯独在涉及日本人时格外恭顺，几乎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


有次日军一个小队长来视察，他亲自端茶递水，那小队长不过二十出头，军衔比他低得多，他照样称"太君"不迭。


这种姿态让他的部下们渐渐分成两派。一派觉得跟着他能活命，乱世里什么气节不气节，活下来最要紧。另一派则暗自鄙薄，认为他连做人的底线都守不住。


1943年，他部下一个叫刘子仁的旅长率部反正，投回了重庆方面。临行前刘子仁给张岚峰留了一封信，上面只写了一句："公之聪明，吾所不及；公之为人，吾所不为。"


张岚峰看信后，沉默良久，将信纸凑到烛火上烧了。火苗舔上去的时候，他的手抖了一下。
战后清算，张岚峰被以汉奸罪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