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曾说：“我觉得，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失败，除了组织成员太乐观，行迹太暴露外，蔡孝乾那浮奢的个性也是个大问题。这种浮躁、追求享受的态度，让他在行动上不够谨慎，最终暴露了身份，败了局。”
 
1950年的台湾，白色恐怖笼罩全岛，很少有人能想到，将中共台湾省工委推向绝境的，不是国民党特务的严刑拷打，而是一位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蔡孝乾。

蔡孝乾是唯一全程走完长征的台湾籍共产党人，曾在八路军总部担任敌工部长，是组织千挑万选派回台湾的最高负责人，最终却因为贪图享乐、生活腐化，成了隐蔽战线上最致命的突破口。

组织安排蔡孝乾回到台湾后，他以商人身份做掩护，却丝毫没有低调的意思，组织拨给他的活动经费，大半被他用在了享乐上：早餐固定去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西餐厅，午晚饭常去山水亭酒楼，饭后还要去永乐町看戏。

进口西装换着穿，牛排只点半熟，刀叉用得比当地富商还熟练，一顿西餐的开销，够普通地下党员省吃俭用生活一个月，更离谱的是，他不仅侵吞上万美元工作经费，还主动向富商亮明身份，以“解放后予以关照”为条件索要钱财，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这种生活方式，在特务眼里就是最显眼的“活靶子”，一个没有稳定正经职业的人，天天出入高端场所，消费能力与身份严重不符，本就是特务重点排查的对象，果不其然，1950年1月保密局顺着《光明报》案件的线索，很快就锁定了这个化名“老郑”的可疑人物，并在台北泉州街将他抓获。

第一次被捕蔡孝乾还耍了点小聪明，他故意编造虚假代号，把交通站地址说成坟地，还借着指认联络员的机会，从电信局侧门逃了出去，躲进了嘉义奋起湖的深山里。

按说吃过一次亏，总该吸取教训，可蔡孝乾骨子里的享乐欲根本压不住，山里条件艰苦，连顿像样的饭都吃不上，熬了不到两个月，他就换上显眼的西装，带着小姨子下山直奔镇上的西餐厅，就为了吃一口心心念念的牛排，这身西装在乡间格外扎眼，早就蹲守多时的特务一拥而上，蔡孝乾第二次落网。

这一次特务头子谷正文甚至没动刑，只抛出了两个条件：不招供就对他怀孕的小姨子用刑；招了不仅能团聚，以后还能天天山珍海味，两句话的功夫这位走过长征、经历过苏区艰苦岁月的老革命，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第二天蔡孝乾就全盘招供，四百多名党员的名单、全岛的联络点、秘密交通站线路，所有组织机密被他和盘托出，供词堆起来有半人高。

这场叛变的后果是毁灭性的，顺着蔡孝乾笔记本上“吴次长”三个字，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密使一号”、参谋次长吴石中将暴露，交通员朱谌之也从舟山被押回台湾，短短几个月里，全岛共有18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被捕，其中1100多人被处决，中共台湾省工委的各级组织几乎被连根拔起。

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谌之、陈宝仓、聂曦四人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吴石就义前朝大陆方向深深鞠躬，朱谌之身中七枪壮烈牺牲，而蔡孝乾却换来了国民党的少将军衔，在保密局做起了“匪情研究”，直到1982年病逝，活了74岁。

回望这段历史，蔡孝乾的个人腐化固然是直接导火索，但深层的教训远不止于此，当时整个台湾工委普遍存在“速胜论”的乐观情绪，认为解放台湾指日可待，放松了隐蔽斗争的纪律要求，组织发展重数量轻质量，单线联系的保密原则也没有严格执行，才让一个人的叛变造成了全军覆没的后果。

隐蔽战线的较量，并不止是枪炮和智谋的对抗，更是对信仰和意志的终极考验，敌人的严刑拷打打不垮真正的革命者，但内心的贪欲和享乐思想，却能从内部瓦解最坚固的防线，那些在暗夜里啃着发霉红薯、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的烈士，用生命守住了信仰；而蔡孝乾这类被糖衣炮弹击倒的人，也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