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印度人如何看待中国人如何看待印度人”的文章， 印度《经济时报》的文章《在北京的视角下：中国究竟如何看待印度》

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因历史上的误解以及不同的战略目标而变得紧张。中国将印度视为一个地区性势力，而印度则基于历史视角，认为中国的行动带有敌意和包围的意图。诸如“阿桑”这样的称呼便体现了殖民时代的偏见。为了减少矛盾，两国都需要摒弃先入为主的观念，加强对话交流。

北京：每一次沟通过程中，都有这样一个系统：发送者试图传达某种信息，而接收者则负责解码这些信息。当解码后的信息与发送的信息不一致时，就会出现沟通失误。印度和中国都存在这个问题。在两国关系的核心层面，存在着一种不可否认的结构性不对称。印度和中国对彼此的看法并没有达到同等程度。对中国来说，印度是一个重要的地区性力量，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邻国，也是一个潜在的麻烦制造者——但它并不具备与中国相同的战略地位。相反，中国在新德里的战略思考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中国的利益体现在每一个军事采购决策、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针对巴基斯坦的种种考量中。

这种不对称并非仅仅是心理上的现象。在 1990 年时，印度和中国的人均收入大致相当。而到了 2025 年，中国的 GDP 达到了 19.4 万亿美元，几乎是印度 41 亿美元 GDP 的 5 倍。正如一位印度记者在北京与中国智库人士的对话中所说的那样：印度应该坦然接受自己相对较弱的地位，并设法以务实的方式利用中国的经济力量。这确实是一个合理的观点。但在那次闭门会议中，印度人对此表示不满。那位发言者所表达的务实精神，在听众看来却像是一种傲慢的态度。

在 20 世纪 00 年代，中国人对印度的看法是积极的。与对待日本的态度不同，这种好感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非由官方推动的。老一辈的中国人仍然怀念拉杰·卡普尔在社会主义时代创作的《Awaara》这部作品。人们确实将印度视为佛教的发源地，同时，印度在软件外包领域的成功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在这一领域，印度已经超越了中国的水平。

如今，年轻的中国人身上缺乏那种温暖人心的特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静而相对冷漠的目光。发展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年轻人的角色也从潜在的追随者转变为需要被指导的弱者，甚至可能是傲慢的竞争对手。社交媒体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差异。纳伦德拉·莫迪在 2019 年提出的到 2024 年实现 5 万亿美元经济目标的承诺，每当提到印度的“2047 愿景”时，都会成为一个令人嘲笑的参照点。

其中一些“恶意评论”实际上会变成更糟糕的东西，甚至还会带上一些大多数印度人从未听说过的术语：阿三。所谓“理解”，指的是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条约口岸上海。从 1885 年开始，来自旁遮普地区的数百名锡克族警察被招募到上海警察部队中，他们占到了上海警察总数的三分之一。

他们比欧洲军官更便宜，而且被认为比当地新兵更可靠。因此，在殖民地的等级体系中，他们被视作最优秀的执行者。上海人把他们称为“红头阿三”——红头代表他们的头巾颜色，而 3 则代表他们的军衔，低于英国人和中国人（分别为 1 和 2）。这个称呼逐渐成为了对印度人的统称，他们通常是白人统治下的顺从工具，为白人服务而不反抗其他亚洲人。

在这段历史中，印度商人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不过这一作用却不太为人所熟知。帕西人和马拉瓦里商人实际上是英国强迫清朝帝国进行鸦片贸易时的商业中介。到 1831 年时，广州的侨民区中有 41 位帕西商人从事商业活动，他们的数量甚至超过了英国人和美国人加起来的人数。

像塔拉昌德·甘希亚姆达斯这样的马瓦利商人，在马瓦地区从事鸦片期货交易。甘地亲信 G.D.比拉的父亲——希夫·纳拉因·比拉，其财富就源自于这一贸易。后来，同样这些资本还资助了印度的独立运动。这些商人，虽然并非他们自己设计的制度中的参与者，但他们既非无辜，也非独立自主的。但在中国，这些具体的细节已经消失了，而留下的只是：锡克教徒的红色头巾、帕西人的鸦片箱——这些象征逐渐变成了一种观念，即印度是西方手中的工具。

这种本能至今仍在影响着北京对印度外交政策的看法。乔治·W·布什为印度争取到的 2008 年核供应集团豁免待遇，在北京并没有被视作对印度影响力的认可。这实际上表明，印度只是成为了美国青睐的盟友而已。在“四方合作”机制中，印度所提出的这些战略选择，中国却本能地将其视为复出现代主义时代的旧习旧态。

这种误解是双向的。如果中国将印度视为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的一方，那么印度也会以 1962 年的事件来看待中国——那场战争摧毁了尼赫鲁关于印尼兄弟情谊的理想主义观念，而印度则被一个同样来自殖民时代的强国所背叛，这个国家是印度曾经信任的盟友。

那个伤口至今仍影响着印度对中国行为的解读方式。北京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的行为，在 2025 年 5 月中国制造的 J-10C 战斗机与印度战斗机进行空中交战时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德里看来，并非普通的联盟政治行为，而更像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包围行动，而且这种行动往往执行得极其精准。

双方都未能完全认清对方的弱点。中国看待印度时，看到的是一个为本世纪重新定位的阿桑国家；而印度看待中国时，看到的则是一个在 1962 年背叛了中国的国家，一个在谈判桌上步步紧逼的对手。在沟通理论中，解决持续编码错误的方法不是试图让对方听到自己的声音，而是要了解对方的隐含假设，而不仅仅是他们的言辞。印度和中国能够流畅地进行对话，而且带着坚定的信念。

对于一个人来说，面对一个与他们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故事相矛盾的故事，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那些承载了一个世纪历史包袱的国家而言，这种情况更是难以忍受。-------------------------印度人对于“阿三的准确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