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7月一天晚上，随从副官巫献廷告诉时任天津市长于学忠：宅中的浴盆安好，请他入浴。他一入浴室，即发现副官神色有异，感觉隐藏刺客，立行退出。

1933年的天津城，空气里处处透着压抑，日租界里的日本兵横着走，特务机关的人四处活动，整个华北就像一座快要决堤的堤坝，而守在这道堤坝最前面的人，叫于学忠。

当时于学忠身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天津市市长、第五十一军军长数职，张学良下野出国前，把十七万东北军的家底交到了他手上，在日本人眼里，于学忠就是华北自治路上最大的绊脚石，拉拢过，威逼过，软硬不吃，最后日本特务机关拍板：既然拉不过来，那就杀掉。

短短半年时间，针对于学忠的暗杀接连上演了三回，而且手段一次比一次阴狠。

头一回是街头伏击，日本人找了汉奸白坚武牵线，收买了前军阀参议王玉珍，凑了十三个亡命之徒，摸清了于学忠每天早上八点去省府的路线，在二马路沿线各街口埋伏好，手枪炸弹一应俱全。

可偏偏那天于学忠临时有事，提前半小时出了门，刺客们还没就位，车队已经过去了，事后保安队搜出了三个埋伏的暴徒，当场缴获三支手枪、十二枚炸弹，王玉珍等人供认不讳后被秘密处决。

第二回直接挖到了身边人，日本特务收买了于学忠的随从副官巫献廷，还有五十一军的司号官傅鉴堂，两人商量好，趁于学忠洗澡的时候动手，人在浴室里手无寸铁，最容易得手。

那天晚上巫献廷像往常一样禀报浴盆备好，请于学忠入浴，可于学忠刚进浴室门，就发现副官神色不对，眼神躲闪，脸色发白，他二话没说转身就走，刚回到内室，警卫排长就来报告，说大门外有个叫傅鉴堂的人鬼鬼祟祟找巫献廷。

于学忠立刻联想起这几天坐汽车时，巫献廷总是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心里顿时明白了，当场一审巫献廷腿就软了全盘招认，卫兵从他身上搜出了两把手枪，其中一把正是日本人给的行刺凶器，傅鉴堂随后也在军部被捕，两人都被处决。

第三回更歹毒，走的是下毒的路子，日本人找了个被于学忠撤职的旧团长曲子才，这人因为吸毒被开除，一直怀恨在心，他收买了军副官处的勤务兵袁启明，交给他两包白色毒药，让他往于学忠的食物里放，许诺事成之后给三万大洋。

可袁启明拿着药思前想后，最终还是选择了主动自首，下毒阴谋败露，曲子才也落了个被处决的下场。

三次暗杀，三次落空，表面看是于学忠机警过人、命硬，往深了想，靠的其实是东北军里那股子没散的军心，他身边的卫兵多是从东北带出来的子弟兵，乡里乡亲互相盯着，谁跟日本人有来往根本藏不住，再加上于学忠治军严、待兵厚，底下人真心服他，这才屡次化险为夷。

但日本人杀不掉的人，国民政府自己却给拿掉了，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日本人提出的头一条要求，就是罢免于学忠，把第五十一军调出河北，何应钦亲自打电话逼于学忠辞职，于学忠很硬气：让我主动请辞绝不可能，要撤就直接撤，最终他还是被免去了所有职务，五十一军被调往西北，日本人费尽心机没做到的事，一纸协定就办到了。

这背后的道理很残酷：在那个国力孱弱的年代，一个将军再能打、再警觉，也挡不住整个国家的妥协退让，日本人要的从来不止于学忠一条命，他们要的是整个华北不战而降，杀于学忠是敲门砖，敲开东北军群龙无首的缺口，敲开华北防线崩溃的裂缝。

好在历史最终给了于学忠证明自己的机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率五十一军死守淮河防线，以两个师的兵力硬扛日军三个师团，血战八昼夜，毙伤敌军九千余人，硬生生把日军挡在淮河南岸，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至关重要的条件。

后来于学忠出任鲁苏战区总司令，在敌后坚持抗战，又遭遇过手榴弹伏击、被日伪军重兵包围，身上多次负伤，却始终没下过火线。

于学忠常跟身边人说，自己是蓬莱人，一辈子学的是戚继光，保家卫国从不含糊，从天津到淮河，从山东到重庆，这位从北洋时代走过来的将军，用一辈子践行了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