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曾说：“我觉得，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失败，除了组织成员太乐观，行迹太暴露外，蔡孝乾那浮奢的个性也是个大问题。
 
 
这种浮躁、追求享受的态度，让他在行动上不够谨慎，最终暴露了身份，败了局。”
 
 
1950年3月的一天夜里，台北长安街口的一处宅院外，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带着人蹲守了几个小时。
 
 
他们要抓的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化名“老郑”。
 
 
上回这人从他手里溜了，这回他长了记性。
 
 
翻墙进去，一条黑狗扑上来咬住裤腿，屋里出来个十四岁的少女，正是“老郑”的小姨子。
 
 
人不在，谷正文让手下在屋里守着。天快亮时，“老郑”回来了，被按在地上。这回再没跑掉。
 
 
这个人是蔡孝乾，台湾彰化花坛乡人，1908年生，二十年代到上海读书，参加了台共。
 
 
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罗荣桓亲自接见，1934年走完长征全程，是唯一走过长征的台湾籍共产党人。抗战时当过八路军总部敌工部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被派回台湾，任省工委书记。
 
 
一个在延安待过十几年的人，按说应该是块硬骨头。
 
 
可谷正文后来在回忆录里说：“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行迹太暴露外，它的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个严重问题。假如当初派来的领导人有几分周恩来或罗荣桓的才气，历史恐怕就大不一样了。”
 
 
谷正文这么说，是因为他亲眼看见这个人怎么从根子上烂掉的。
 
 
蔡孝乾1946年回台湾，身份是商人。可他不低调，拿着组织经费出入台北最贵的馆子。
 
 
波丽露西餐厅吃早餐，山水亭酒楼吃午晚饭，吃完去永乐町看戏。牛排只点半熟，刀叉用得比贵族还溜。
 
 
原配去世后，他和小姨子同居，那姑娘才十四岁。
 
 
另一名地下党负责人张志忠后来在牢里骂他，说他诱奸小姨子，侵吞一万美元经费，天天上西餐厅张扬自己是共产党领导人。
 
 
他还主动找富商亮明身份，说解放后可以关照人家，条件是先给钱。
 
 
一个地下党最高负责人，满世界嚷嚷自己是谁，这不等于往保密局枪口上撞吗？
 
 
1950年1月29日，保密局在台北泉州街抓了他。当时谷正文还不知道这就是台共头子。
 
 
审讯时，蔡孝乾乱编代号，把交通站地址写成坟地，还管谷正文叫“谷正鬼”。他提出要吃波丽露牛排，特务真给他买了。
 
 
吃饱喝足，他说知道有个姓施的联络员在电信局上班，能带人一锅端。
 
 
特务押他去指认，到了门口他说你们离远点，自己进去认人。
 
 
结果他沿着柜台走一圈，突然从侧门冲出去跑了，钻进附近木材厂，黑漆漆的木料堆一挡，没影了。
 
 
人跑了，谷正文不慌。他心里有数：这种享惯福的人，藏不了几天。
 
 
蔡孝乾跑到嘉义奋起湖山上，躲在一个医生家，带着小姨子。山里啥也没有，连口像样的吃的都难。
 
 
忍了不到俩月，他换上西装，带小姨子下山直奔镇上西餐厅——牛排馋疯了。
 
 
可那身西装在乡下太扎眼，保密局的人早盯着，他一露面就被按住了。
 
 
这回是1950年3月，第二次落网。
 
 
谷正文仍没动刑，他只说了两句：你小姨子也抓了，怀着孕，不招就对她用刑；招了，不光能跟她团聚，以后天天山珍海味，不用再躲。
 
 
两句话，蔡孝乾当场崩溃。
 
 
第二天他把什么都交代了，四百多个同志的名单、联络点、组织架构、秘密交通站，供词堆了半人高。
 
 
顺着蔡孝乾笔记本上“吴次长”三个字，谷正文挖出了国民党参谋次长吴石中将。
 
 
吴石是共产党安插在国民党心脏的“密使1号”，长期传送台湾军事情报。
 
 
1950年3月1日吴石被捕，交通员朱谌之也从舟山被押回。
 
 
国民党按蔡孝乾的名单总共抓了一千八百多人，处死一千一百人。
 
 
6月10日，吴石、朱谌之、陈宝仓、聂曦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枪决。吴石就义前朝大陆鞠了一躬，朱谌之身中七枪。
 
 
蔡孝乾叛变后，蒋介石授他少将衔，进保密局做“匪情研究”，1982年病死，活了七十四岁。被他出卖的那一千一百人永远留在了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