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陈赓逝世，58岁，开国大将里，他走得最早，而当天正在上海的粟裕，听到消息后，向中央提了一个请求。
1961年3月16日上午8时45分，上海传出噩耗：陈赓因心脏病医治无效逝世，年仅58岁。前一天，他的病情已经突然加重；再往前一天，他还伏在桌前写《作战经验总结》。几十年征战留下的伤病，最终没有再给他更多时间。
当晚，陈赓的遗体在上海火化。正在上海休养的粟裕赶去告别。现场没有战场上的命令声，也没有平日相见时的谈笑声，只剩下老战友们低声的脚步。粟裕站在遗体旁，很久没有离开。对他而言，眼前躺着的不是一个军衔和职务，而是多年共事、彼此了解的人。
随后，粟裕向中央提出请求，希望亲自参加送别，把陈赓的骨灰送到机场。这个要求看起来并不复杂，可放在当时却很沉重。粟裕自己也在养病，身体并不好，完全可以由工作人员代为安排。他仍坚持前往，因为有些路别人能够代走，有些告别却只能自己完成。
3月17日，装载陈赓骨灰的飞机从上海飞往北京。当天到机场送行的人很多，粟裕和李克农也在其中。下午2时10分，骨灰运抵北京，随后安放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上海到北京不过一次航程，对送行的人来说，却是生死之间再也无法追回的一段距离。

粟裕为何如此难过，不能只从1961年3月说起。两人的经历并不相同。陈赓资历早，参加过南昌起义，长期在情报、部队指挥和军事教育等岗位工作；粟裕则从基层战士一路成长，在长期作战中形成了细密、稳健的指挥风格。性格一动一静，做事方法也不一样。
陈赓的经历很少有真正轻松的时候。早年从黄埔军校走上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时期率领三八六旅转战太行，后来又从西北一路打到西南。他能在一线指挥，也能转身研究院校和技术建设，这使粟裕对他的判断力和执行力格外敬重。
真正让他们越走越近的，是共同承担的军事任务。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陈赓、谢富治率领的部队从晋南方向挺进，粟裕所在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则向豫皖苏地区展开。几支大军彼此策应，把战场连成一片。两人虽然不总在同一个指挥所，却都明白对方承担着什么，也清楚每一步配合意味着什么。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在军队机关中共事。粟裕负责总参谋部工作时，陈赓担任副总参谋长，同时还承担军事工程学院建设等重任。朝鲜战场上的见闻，使陈赓更加重视现代武器、技术人才和国防科研。他主持创建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后来培养出大批军事科技人才。
粟裕看重陈赓，不只是因为他会打仗。陈赓为人直率，遇到问题敢讲实话，工作上又肯扛重担。粟裕则习惯把事情想深、算细，很少轻易表露情绪。两人相处时，一个说得快，一个听得稳；一个把问题挑明，一个接着把办法推演下去。这种互补，比表面上的热闹更牢靠。

1961年初，两人先后到上海休养。远离繁忙的机关后，他们才有机会坐下来慢慢聊天。谈话内容不会只有往事，也少不了身体、部队和国防建设。谁也没有想到，这段短暂相聚竟成了最后的见面。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原本坐在面前的人便只剩下一盒骨灰。
陈赓的离世令人惋惜，还因为他当时仍在思考未来战争。他在生命最后阶段整理作战经验，提到新式武器、火力发展、防空体系和科技基础。这说明他没有停留在过去的战功里，而是在追问下一代军人该怎样面对新的战场。人走了，未完成的文稿也成为一种无声的交代。
3月25日，北京举行公祭。陈赓一生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也参加过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后来又投入军事教育和国防科技建设。到这一天，他的身份被浓缩成遗像前的一行名字，而那些与他一起走过艰苦岁月的人，只能在沉默中完成最后告别。
粟裕提出的请求，没有改变任何历史进程，却让这段战友情有了最清楚的落点。战争年代，战友之间的感情很少靠漂亮话表达，更多是在危险时敢不敢把侧翼交给对方，在困难时愿不愿意说一句公道话，在分别来临时能不能亲自送上一程。

在我看来，这件事真正打动人的地方，不是将军流泪，也不是机场送别的场面，而是两位军人对“战友”二字的理解。他们的交情不是建立在天天相聚上，而是在共同目标、长期信任和彼此尊重中形成的。陈赓走得早，粟裕能做的已经不多，于是把老友送到机场，成了他必须完成的一件事。今天回看这段往事，也应当少一些夸张的渲染，多看其中朴素的分量：真正可靠的情义，往往不说得多么响亮，却会在最难开口、最难转身的时候，表现得格外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