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希望”到“失望”：为什么说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最坏的总统？

作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总统，他得到的不只是一张选票，更是一份远高于普通总统的政治期待。八年后再回头看，奥巴马当然不能被简单写成一个毫无成绩的总统。
 
美国失业率从金融危机后的高位逐渐下降，2016年第四季度降至4.7%，当年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也连续第二年增长。2024年的一项美国总统专家调查甚至把奥巴马排在第七位。
 
因此，“美国史上最差总统”不是学界定论，而是批评者用来概括奥巴马时代落差的一种尖锐说法。问题恰恰出在这种落差上，奥巴马接手的是一场严重危机，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当时约为10.6万亿美元，到他卸任前已接近20万亿美元。
 
债务增加并非奥巴马一人造成，前任政府留下的战争支出、金融救助、国会预算和经济衰退都要算进去。
 
不过，他在竞选中承诺重建财政秩序，任内却没有扭转美国依赖举债维持支出的方向。经济从悬崖边被拉了回来，财政包袱却越压越重，这笔账很难只用“危机时期不得不花钱”来解释。
 
普通美国人对经济复苏的感受也没有数据看起来那么顺畅。就业确实恢复了，可2016年第四季度的劳动参与率只有62.7%，不少制造业岗位早在更长时期内持续流失。 
 
奥巴马政府保住了金融系统，也托住了资本市场，却没有改变美国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结构。华尔街恢复得快，许多中下层家庭却要等到他任期末期，收入才出现较明显改善。
 
奥巴马完成了救火，却没有重修那座不断起火的房子。医疗改革也是类似情况，奥巴马医改禁止保险公司因既往病史拒保，并扩大了医疗补助和保险补贴。
 
2016年，美国全年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口比例降至8.8%，覆盖面扩大是无法否认的成绩。可对部分拿不到足额补贴的中产家庭来说，保费、自付额和保险计划选择仍然令人头疼。
 
改革回答了“能不能买到保险”，却没有真正解决“看病为什么越来越贵”。支持者看到覆盖率，批评者盯着账单，双方说的都不是凭空捏造。
 
社会裂痕则让“希望”这两个字显得更加尴尬，奥巴马的当选曾被不少人视为美国种族关系迈过一道门槛，可在他的任期内，特雷沃恩·马丁案、弗格森事件以及警察执法争议连续引发全国讨论。
 
 
2016年，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只有1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种族关系正在改善，38%认为情况正在恶化。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远早于奥巴马，也不能把地方执法和长期贫困全部记在总统名下，但他没有把个人的象征意义转化为稳定的制度修复，这一点确实令人难以回避。
 
外交上的问题更具破坏性。奥巴马2009年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可在2011年，美国参与了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授权保护平民和设立禁飞区，美国及欧洲国家随后发动空袭。
 
卡扎菲政权倒台以后，利比亚长期陷入权力分裂、武装冲突和治理失序。军事行动很快，战后责任却被甩在身后，这种做法后来给欧洲安全和地中海移民问题留下了长期麻烦。
 
伊拉克问题同样需要讲清时间线，美军在2011年底撤离的安排，源于小布什政府2008年与伊拉克签署的协议，并非奥巴马临时拍板。
 
不过，奥巴马政府没能帮助伊拉克建立足够稳定的政治秩序，极端组织随后趁教派冲突和治理真空迅速坐大，美国又不得不重返当地开展军事行动。 
 
奥巴马完成了“结束战争”的表面动作，却没有解决战争留下的结构性难题。他推动“亚太再平衡”，美国海军公开提出，到2020年前后将约60%的舰艇和飞机部署在亚太地区。
 
同时，他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对华规则竞争直接挂钩，公开声称不能让中国制定全球经济规则。我的看法是，奥巴马最值得批评的地方，并不是他做什么都失败，而是他极擅长赋予旧政策一种新语言。
 
军事干预被包装成保护平民，规则排他被包装成高标准贸易，金融体系得到救助被描述为全民复苏，社会身份突破也被当作制度进步的证明。
 
可当漂亮口号退场，美国的债务、阶层分化、种族争议和对外干预并没有消失。一个总统是否“最差”，很难靠几组数字直接决定。
 
不过，奥巴马把社会期待推到了极高位置，最后交付的却主要是对旧体系的修补。他让美国避开了一次经济坠落，却没能改变制造危机的机制；他以和平形象登场，却延续了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惯性；他高谈合作，又为后来对华全面遏制铺设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