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 年中央苏区，两名红军干部吃完药片突然发狂，满地奔走、心口灼痛大喊。当时苏区正在清查 AB 团，所有人一口咬定是医护人员蓄意投毒，三名医务干部立刻被列为特务嫌疑人，眼看就要酿成一桩冤案。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军团缴获了一批国民党遗留西药，彼时苏区医疗物资极度匮乏，疟疾在部队大肆蔓延，专治疟疾的奎宁更是稀缺的救命药，每一片都弥足珍贵。

可这批缴获药品历经长途转运，外包装全部破损、标签尽数脱落，仅凭外观、颜色和气味，根本无法精准辨别药品种类。

当时医疗条件简陋，没有任何专业化验设备，医护人员发现这批无标药片和奎宁高度相似，便依照行医经验归类存放，准备用于救治患病战士。

不久后，军团两名基层干部突发恶性疟疾，高热畏寒、身体剧痛，无法正常工作，负责配药的医护人员见状，取用了这批疑似奎宁的药片为二人治疗。

谁也没想到，服药十几分钟后，意外骤然发生，两名干部突发心口灼痛，情绪极度失控，时而狂奔躁动，时而嘶吼大叫，完全失去常态，短短片刻，一场普通的治病，变成了骇人听闻的“投毒事件”。

彼时苏区肃反氛围严谨紧绷，但凡出现人员异常、物资出事，众人第一时间便联想到AB团特务破坏，一时间，全军上下一致认定是医护人员蓄意投毒。

发药的游胜华当即被关押，医务主任戴济民、卫生部长姜齐贤也被限制行动，随时等候问责，重刑乃至极刑的处分近在眼前。

危急关头，聂荣臻深知此事事关重大，绝不能草率定性，将核查任务交由时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的罗瑞卿，不同于众人先入为主的预判，罗瑞卿办案始终坚守实事求是，不盲从舆论、不主观臆断。

他逐一约谈三名涉案医务干部，耐心梳理完整经过。

出身贫农、由陈毅举荐学医的游胜华，一心救治伤员，毫无害人动机；科班出身、主动放弃私人诊所参军的戴济民，行事严谨踏实；原国民党军医、自愿留队救死扶伤的姜齐贤，更是始终坚守医者本心，三人的供述高度吻合，均无通敌投毒的合理缘由。

为查清真相，罗瑞卿摒弃主观猜测，把重心锁定在无标识药片上，召集全体医护集中鉴别核验。

最终真相大白：众人误将吗啡认作了奎宁，吗啡具有强烈兴奋作用，这才导致两名干部服药后举止失常，整件事只是条件受限引发的医疗失误，绝非特务破坏。

冤案彻底澄清，三名医务干部得以清白脱身，与此同时，部队吸取惨痛教训，立下刚性制度：所有战场缴获、无标识药品，必须经专业鉴别、动物试药无毒后，方可投入使用，彻底杜绝同类隐患。

那个肃反扩大化的特殊年代，罗瑞卿以严谨公正守住法治底线，不仅保全了三位革命同志，更完善了苏区药品管理制度，这份求真务实的初心，至今依然值得铭记。[Y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