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核心参与者的结局！


宝应二年，史朝义在河北逃亡，自缢而死。
八年战乱至此收场。可把参与者的结局摊开来看，忠奸并没有沿着一条清楚的线落下去：安史父子先后死于内讧，高仙芝、封常清奉朝廷之命守关却被处死，李光弼功高而不敢入朝，来瑱交出兵权仍遭赐死，田承嗣、李宝臣等安史旧将反而保住地盘，继续担任节度使。

战场上的胜负已经决定，谁能退出战争，却没有答案。

天宝十四载，封常清从洛阳退守，高仙芝随后收缩到潼关。
监军边令诚回朝奏劾，两人很快被杀。军中有人为高仙芝喊冤，诏命没有收回。

几个月后，哥舒翰被催逼出关，在灵宝遭到惨败，潼关失守，长安随即陷落。唐廷急于寻找败将，却没有能力修正错误命令。战争开局便立下一条冷硬规矩：承担军令的人，也要承担朝廷判断失误的代价。

叛军内部更残酷。至德二载，安庆绪一方杀死安禄山；乾元二年，史思明又杀安庆绪，自立为帝；上元二年，史朝义发动兵变，史思明被杀。三次父子相残，都发生在军队尚未彻底失败的时候。燕政权没有稳定的继承规则，军权跟着营帐和亲兵转移。

能够调兵的人便能改立皇帝，失去亲军的人连父亲和儿子的名分也保不住。

唐军收复两京后，同样没有建立稳定的统帅关系。
乾元二年围攻相州，九位节度使会师，却没有一名真正统摄全军的主帅，宦官鱼朝恩居中监军。官军人数占优，遇到史思明反击后却迅速溃散。肃宗担心大将专权，不肯把兵权集中到郭子仪或李光弼手中；分散指挥压住了个人威望，也压垮了战场协同。

朝廷防的是第二个安禄山，前线付出的却是整支军队失去统一号令的代价。

李光弼的结局由此变得清楚。
他在太原、河阳等战场立下大功，后来又任天下兵马副元帅。邙山失利后，他受到鱼朝恩、程元振排挤。代宗征召，他迟疑不入；留在徐州，麾下诸将又未必完全听命。广德二年，李光弼病死，年五十七。入朝可能失去性命，留镇又逐渐失去军权，他被夹在皇帝和旧部之间。功劳没有变成安全，反而把他固定在一个无法后退的位置。

来瑱选择了另一条路。
他守颍川、镇襄州，长期掌握山南东道兵马。广德元年，他奉召入朝，兵权已经交出，旧部仍对他保持影响。程元振借机进谗，来瑱先被贬逐，继而在途中赐死。人离开军镇，关系没有随官印一起交还。朝廷无法确认他是否真的退出，只能用死亡切断他与旧部之间的联系。

仆固怀恩则拒绝被切断。
他参与平定史朝义，又负责与回纥联络，手中有朔方军旧部，也有边疆盟军关系。代宗朝对他起疑后，他不肯入朝，随后举兵反唐，并引吐蕃、回纥南下。永泰元年，他在进军途中病死。仆固怀恩的战功越大，可支配的军队和外援越多，朝廷越难把他当作普通臣子安置；他保住了力量，也失去了回到朝廷的可能。

郭子仪能善终，恰在于他几次把自己从军队中撤开。相州败后，他被解除兵权，没有据军自保；代宗即位初期受到冷遇，他也未与朝廷对抗。广德元年吐蕃攻入长安，朝廷重新起用他；危机过去，他又接受新的安排。
郭子仪保留了军中信用，却不经营固定地盘。皇帝可以暂时不用他，却很难把他列为割据者。别人手中的军队既是护身符，也会变成罪证；郭子仪让自己与军镇保持了距离。

更反常的一幕出现在河北。
史朝义败亡后，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等人率部归唐。朝廷没有彻底改编他们的军队，反而授予节度使名义，让他们继续控制魏博、成德、幽州等地。几名安史旧将活了下来，依靠的正是未被解除的兵权和地盘。唐廷需要他们停止战争，也需要他们阻挡别的军镇，追究旧罪只能排在后面。

这套安排很快留下后果。河朔诸镇逐渐出现父死子继、将士拥立的局面，中央任命往往只能追认结果。建中二年郭子仪去世后，朝廷又试图压缩朔方旧军和外镇力量；建中四年，泾原兵因赏赐问题在长安哗变，德宗出逃奉天。

安史之乱的参与者大多已经死去，战时形成的兵权关系仍在决定唐朝政治。

安史之乱参与者结局的尺度里，忠诚只占一部分，更重的一项是能否从战争机器中抽身。高仙芝和封常清死于朝廷急于卸责，李光弼、来瑱困在旧部与皇权之间，仆固怀恩带着兵权走向反叛，河北降将凭地盘换得生存。

郭子仪的善终因此显得少见。

他没有得到一套稳定制度的保护，只是比别人更早明白，战功可以保存，军队不能永远攥在手里。唐朝平定了叛乱，却长期没有解决谁有权处分军队的问题。

河朔割据、将帅猜忌和后来的兵变，都沿着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