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清朝末期最特殊的王爷，之所以他特殊，因为他的爷爷嘉庆是皇帝，父亲道光是皇帝，哥哥咸丰是皇帝，侄子同治是皇帝，儿子，光绪做了皇帝，孙子溥仪是皇帝，他却是一个王爷。


光绪十二年六月，慈禧表示准备归政。

按清朝名分，光绪已经成年，亲政后最容易倚重的人，本该是生父奕譞。奕譞却领衔请求慈禧继续训政，军国大事仍先请懿旨。

他当时既是醇亲王，又主持海军事务衙门，手里并非没有职权。可他主动把“皇帝生父”这个身份压到最低。奕譞一生最有分量的选择，由此变得清楚：他用退让保住了醇王府，也让光绪从亲政前起就失去了一支可以公开依靠的父族力量。


这项选择始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十九岁的同治帝无子病逝，两宫皇太后召近支宗室和军机大臣议立新君，最终选中醇亲王奕譞的次子载湉。

载湉不足四岁，生母又是慈禧的胞妹。
更重要的安排，是让他承继咸丰帝，而非给同治帝立嗣。

载湉入宫后成为咸丰之子，慈禧仍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奕譞虽然生了皇帝，在宗法和礼制上却只剩“本生父”名分。

这道名分并不空。载湉进宫以前，是醇王府的孩子；登基以后，奕譞见他必须行君臣礼，不能以父亲身份介入宫中教养，更不能借父子关系组成朝廷中的私人班底。宋代濮议、明代大礼议都曾因皇帝如何尊崇生父引发长期政争，清廷对此极为警惕。

奕譞若接受“帝父”地位，醇王府就可能成为咸丰一系之外的权力中心。晚清朝局已被慈禧牢牢控制，这种身份越显赫，危险越具体。

光绪即位后，朝廷给奕譞加恩，醇亲王爵位获世袭罔替，并有双俸等优遇。
奕譞接连辞让职任和额外恩典，又把自己写成谨守臣节的宗室。他的退让解决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慈禧不必担心生父夺权，醇王府也不必承受拥立幼帝后的猜忌。

代价同样明确。
光绪的皇位来自慈禧，日常教养由宫廷掌握，成年前缺少父族政治支持，成年后也难把血缘关系转化为现实力量。

奕譞并未因此远离权力。光绪十年，中法战争期间，慈禧撤换恭亲王奕訢主持的军机班子。次年设立海军事务衙门，奕譞出任总理大臣，随后巡阅北洋海防，接触旅顺船坞、威海炮台和水师建设。

他重新进入中枢，凭借的仍是慈禧授予的差使，而非光绪生父的地位。
这个来源决定了他的活动边界：可以办海军，可以管工程，可以参与政务，却不能帮助皇帝建立脱离慈禧的权力基础。

海军事务衙门最能暴露这种边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北洋水师购舰、建港、设学堂都需要持续经费，颐和园工程也在同一时期展开。

奕譞同时承担海军事务与园工相关差事，必须在海防建设和慈禧意志之间周旋。他没有把冲突公开化，也没有借光绪亲政推动权力重新分配。对一个宗室亲王而言，这种谨慎减少了眼前风险；对一个正在面对列强海军的国家而言，回避冲突会把问题推迟到更昂贵的时刻。

光绪亲政前的训政安排，把这种谨慎制度化。

慈禧宣布归政时，奕譞率王公大臣请求继续训政，重要军国事务仍须请示。

光绪即使坐上亲政后的御座，也没有同时获得完整的决断空间。生父站在朝廷最前列，却替掌权者保留了继续干预的通道。奕譞维护的是醇王府的安全和现有秩序，光绪需要的独立支点被一并削弱。

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奕譞病逝，朝廷追谥“贤”，并定称“皇帝本生考醇贤亲王”。这个名号把父子关系写得十分准确：血缘得到承认，法统仍归咸丰。光绪可以服丧，可以加恩，可以提高祭祀规格，却无法把生父变成自己的政治依靠。奕譞生前反复退让，死后也只留下一个被礼制严格限定的位置。

后来的局势把这项选择的后果推得更远。
光绪二十四年变法失败时，皇帝身边没有能够公开动员宗室和军机力量的父族集团；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被幽禁瀛台。奕譞早已去世，不能把戊戌政变归到他一人身上，可光绪长期缺少独立亲族支撑，正是此前权力安排留下的条件之一。

奕譞保全了家门，却没有给儿子留下与皇位相配的政治资源。

光绪三十四年，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朝廷又从醇王府选中三岁的溥仪，奕譞之子载沣出任摄政王。这个家族第二次把幼儿送进皇宫，第二次由父亲留在皇帝之外。

三年多后，清帝退位。

醇王府还在，皇位已经消失。

奕譞的特殊，不只在于爷爷、父亲、哥哥、侄子、儿子、孙子都曾称帝；他把最显赫的血缘压成最谨慎的臣属，保住了一座王府，也让这座王府一次次提供皇帝，却始终无法成为皇帝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