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孙玉国转业后，因为犯过一个“错误”，只按照团级干部转业，却没想他，转业后，他自愿当一个修理工！

这事儿搁谁身上不得缓个两三年？从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一夜之间变成郊县小工厂的副厂长，工资按团级算，住的是集体宿舍，上班挤通勤车。换作旁人，光那份落差就能把人压垮。可孙玉国呢？人家连眉头都没多皱一下。背着那只磨掉了皮的旧军箱，他直奔沈阳郊区的七四四六工厂报到去了。

厂里领导原本安排他坐办公室，好歹是个副厂长嘛。孙玉国不干，自己把蓝工装往身上一套，直接钻进了车间。你要说他图啥？图修理工那点工资？图车间里的机油味？都不是。这人骨子里就有个拧劲儿，当年在珍宝岛，苏军的坦克装甲车都没让他后退半步，现在这点事算个啥？

这里得插句题外话。很多人把孙玉国这辈子的起落归结为“倒霉”或者“站错队”，这种说法太轻飘飘了。人这一辈子，顺风顺水的时候看不出真本事，真正见功夫的，是从高处摔下来之后怎么爬起来。孙玉国厉害就厉害在，他压根没把自己当成“摔下来的人”。在他看来，无非是换了个战场，以前扛枪守国门，现在拿扳手修机器，都是干活儿，有啥两样？

车间里的活儿可不轻松。那会儿的兵工厂设备老旧得吓人，工人走的走散的散，厂子账面亏得一塌糊涂。孙玉国从最基础的钳工活干起，手上磨出血泡，拿布条一缠接着干。老工人们一开始还嘀咕，这当过将军的人，能受得了这个？可日子一长，大伙儿服了。这人没架子，啥脏活儿累活儿都抢着干，晚上别人下班了，他还趴在宿舍里就着台灯翻资料、画图纸。

半年后他通过全国厂长资格考试，成绩排在前头。工人们这才明白，人家不是来“镀金”的，是正儿八经想干事的。

后来他带着几个技术员改进生产线，重新设计老旧设备的点火系统。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失败，换别人早撂挑子了。孙玉国不急，他在战场上经历过比这更煎熬的九小时。新产品最终搞了出来，一上市就打开了销路。厂子第一年账面有了盈余，工人的工资按时发了，食堂的饭菜也像样了。大伙儿嘴上不说，心里都明白，是这个曾经的战斗英雄，让厂子活了过来。

不光是干活儿。厂里有十几户老职工，家属是农村户口，孩子上学、就业都成问题。孙玉国跑派出所、跑街道办，一家一家协调，硬是把户口的事儿给解决了。你说这事儿该他一个副厂长管吗？不该。可他管了。为啥？因为在他心里，当兵的时候保的是老百姓，当工人了帮的还是老百姓，本质上一回事。

后来他调去更大的三三〇一厂，再后来搞对俄贸易，给国家上缴利润上千万。这些都是后话了。但最让人佩服的，还是1982年冬天他走进车间那一刻的选择，从副司令员到修理工，中间隔着的不是职级，是一个人对自己最狠的交代。

说句实在话，这世上从来不缺能上不能下的人，缺的是能上能下、还能在下面干出花儿来的人。孙玉国这一辈子，上过天——三十三岁当大军区副司令员，毛主席两次为他起身鼓掌；也入过地，四十一岁在车间里拧螺丝、修机器。可不管是上天还是入地，这人从来没用嘴抱怨过，全是用手在干。就冲这一点，比那些一辈子只会耍嘴皮子的人强了不止一星半点。

如今退休多年的孙玉国，每年清明节还坚持去珍宝岛烈士陵园，给当年一起战斗过的兄弟们扫墓。站在江边看着那片他拿命守过的土地，他心里想的恐怕不是什么功过是非，而是简简单单一句，该干的，都干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