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北洋政府将15万斤、装了8000个麻袋的明清两朝档案，当成废纸作价4000银元，卖给了北京西单的同懋增造纸店，算下来，1斤国宝级文书还不到3分钱，这里面有皇帝亲笔朱批、各国使臣朝贡文书、殿试状元考卷原件，全是存了400多年的国家机密原始文件。

清宫内阁大库原本是国家中枢文书的存放地，里面有诏令、题奏、移会、贺表、实录稿本、黄册、各馆档案，也有科举考试的试题、试卷、大金榜、小金榜和朝贡国表章等文献。中研院史语所公开介绍称，其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约三十一万件，是研究明清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军事、法律的重要史料。

这些文书不是普通旧书。朱批红本上有皇帝用朱笔留下的批示，地方督抚、六部官员、边疆将领的奏报经过层层流转，记录了军务、财政、司法、外交、科举等实际运作。

朝贡表章里有周边国家与清廷往来的礼仪文本，科举档案里有士子应试、排名、录取的制度痕迹。题目里所说的“殿试状元考卷原件”，可放在科举试卷、金榜等殿试资料的范围中理解；较严谨地说，公开展陈和目录能直接确认的是试题、试卷、大、小金榜等科举档案。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国子监设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1916年，筹备处迁往午门，档案也被搬到午门、端门一带。很多麻袋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只是被堆放、翻检、挑拣。资料中记载，有人从中寻找宋版书、漂亮敕诰和廷试策论，剩下的大批文书仍被塞回麻袋，堆在门洞里。

到了1921年前后，管理者开始把这批档案当成可变现的旧纸处理。资料显示，存放在午门、端门的档案约14.8万斤至15万斤，被装成八千麻袋，作价4000银元，卖给北京西单牌楼附近的同懋增纸店。按15万斤计算，一斤只合二分多银元，连三分钱都不到。

同懋增买下后，并不是准备收藏研究。纸店把一部分档案取出，泡水、捆扎，计划送到定兴、唐山一带作造纸原料；另有一些被零散拿到市面售卖。北京日报的资料还提到，运档案那天，纸店动用了几十辆马拉大车，从天安门内起运，经长安街、宣武门到善果寺临时堆放，车队一路引人围观。

麻袋里并非“无用旧纸”。里面可能有帝王批示，也可能有边疆军报；可能有外国使臣递交的表文，也可能有清廷修史时保存的明代文书。一个纸店伙计拆开麻袋，看见的是发黄、发脆、带灰尘的旧纸；学者摊开一页，却能看到一个朝代处理政务的原始痕迹。许多正史中一笔带过的事，在这些档案里有时间、地点、姓名、官印、批语和流转过程。

罗振玉和金梁追到同懋增时，档案已经被运走一部分。罗振玉筹钱买回，常见说法为1.2万银元，也有资料称数额说法不一。买回后，一部分从定兴运回北京，堆在彰仪门货栈；一部分从唐山方向追回，运到天津罗家的库书楼。大量麻袋重新集中起来，占据库房、院落，灰尘、潮气、虫蛀和破损已经造成损失。

罗振玉随后招人整理，从中发现明代题本行稿、清初旧档、朝鲜、琉球、安南等国题表档案，还据此编印《史料丛刊初编》十册。这个过程让“八千麻袋”从废纸堆重新进入学术视野，也让更多人知道，明清两朝留下的第一手国家档案，曾经离纸浆池只差一步。

罗振玉救下档案后，并没有能力长期独自保存、整理。1924年前后，他把大批档案转给收藏家李盛铎，价格常见记载为1.6万元。李盛铎并非专门档案学者，更多是从收藏和交易角度看待这批文献。后来，马衡、傅斯年、陈寅恪等学者得知档案可能继续流散，开始奔走设法收购。

1929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购入大批内阁大库档案，约7000麻袋作价2万元。档案运到午门后，已由15万斤减少到约12万斤，其中还有不少破损、霉烂、残碎。傅斯年、陈寅恪、徐中舒、李光涛等人组织整理，制定严格规则，按年代、类别清理编目。1931年，《明清史料》甲编出版，内阁残档开始大规模刊行。

抗战前后，因局势紧张，史语所择要装箱南迁，部分档案先后到长沙、昆明、四川李庄，战后回南京，1949年又随中研院迁至中国台湾地区，1951年后重新开箱登记。留在北京的部分，后来归入故宫明清档案馆等机构保管。

1950年代，有关部门继续清理留存麻袋。1958年，国家档案局组织人员清查，打开多年尘封的麻袋，灰土扑面，许多残片已经霉烂，但仍发现明崇祯年间科抄、行稿、清太祖实录修改稿残档、吴三桂题稿、郑成功抗清相关敕谕等有价值材料。

今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保存明清档案最多、最完整的单位之一，馆藏明清档案共77个全宗，线上开放多个全宗目录检索。明清档案与殷墟甲骨、敦煌文书、汉晋简牍一道，被视为近代中国古文献的重要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