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锄奸程锡庚！抗日青年接下必杀令，实力悬殊怎么赢？
程锡庚，绝非那种大字不识几个的草莽地痞。相反，这人的履历如果拿出来，绝对称得上是当时的“社会精英”。
1893年出生的程锡庚，早年毕业于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那可是清朝末年的举人。民国初年，他被派往英国留学，在著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回国后，他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外交部身居要职，甚至在1928年还被派往法国巴黎，专门处理中法退还庚款的重大案子。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刚刚爆发的时候，程锡庚还曾满腔热血，在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痛斥日本的侵略行径，分析局势头头是道。
按理说，受过如此高等教育又深谙国际局势的知识分子，理应成为国家栋梁。然而，当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华北沦陷，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程锡庚那层“爱国”的窗户纸一捅就破。他抛弃了尊严，彻底倒向了日本人，当上了华北伪政权的钱袋子管家。
担任伪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这意味着什么？这等于是在帮着日本人疯狂掠夺中国人的财富，用中国人自己的钱，来充当日本侵略军的军费。他在经济战线上对同胞捅的刀子，比前线真枪实弹的鬼子还要狠毒。程锡庚自认为抱紧了日本人的大腿，加上平时居住在不受日军直接管辖的天津英租界，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滋润。但他万万没有算到，有一群热血青年，早就把他的名字，写在了必杀的名单上。
接下这项艰巨任务的抗日杀奸团，背景同样让人唏嘘。
1937年天津沦陷后，大批爱国青年不甘心做亡国奴。他们中间，有南开大学的，有燕京大学的，甚至还有不少中学生。这些原本应该坐在明亮教室里探讨文学、研究物理的学子，眼看着国土沦丧，毅然决然地放下了书本，拿起了枪杆。
他们秘密结社，立下了一段令人动容的誓词：“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致果”。在团长曾澈的带领下，这群年轻人开始在暗夜里行动。没有经费，他们就自掏腰包，甚至瞒着家里拿出积蓄；没有武器，他们就通过各种地下渠道想办法筹集。
从最开始散发抗日传单、烧毁日军棉花仓库，到后来直接针对大汉奸进行武力惩处，这群文弱书生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让敌伪闻风丧胆的铁血战士。1938年底，他们就在饭庄门前击毙了伪商会会长王竹林。到了1939年春天，他们的枪口，稳稳地对准了作恶多端的程锡庚。
想要除掉程锡庚，难度极高。这只老狐狸平时深居简出，身边总是跟着保镖。经过抗团成员长时间的跟踪和缜密侦查，行动组终于抓住了他唯一的软肋——他喜欢看电影。
1939年4月9日，行动组获取了准确情报：程锡庚当天下午会带全家去大光明戏院看电影。机会来了！抗团立刻做出部署，由行动干事祝友樵带队，袁汉俊、刘友琛配合执行。
大光明戏院的安检非常严格，男士入场往往要被搜身，带着枪根本进不去。关键时刻，女性团员的优势显现出来了。抗团安排了女团员冯健美负责运送武器。当时的搜查对穿着入时的女性相对宽松，冯健美临危不乱，巧妙地将手枪藏在身上，成功混入影院内部，并在约定的地点将枪支转移交给了祝友樵。
大银幕上，《贡格丁大血战》正播放到最为激烈的战争场面，炮火连天，音响轰鸣。祝友樵冷静地拔出手枪，隔着座椅靠背，对准前排程锡庚的要害，果断扣动了扳机。枪声完美地融合在电影的音效中，直到程锡庚倒下，鲜血流出，周围的家属和保镖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现场顿时尖叫声四起，人群乱作一团。趁着这阵大乱，抗团成员们按照预定路线，迅速且安然地撤出了戏院，消失在天津的大街小巷之中。
程锡庚遇刺身亡的消息一出，整个天津卫乃至华北的汉奸圈子剧烈震动。这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走狗们终于意识到，投敌卖国，迟早要付出血的代价。
这事儿的影响，远远超出了锄奸本身。日本人挨了这记响亮的耳光，可谓是气急败坏。他们一口咬定凶手就藏在英租界，强烈要求英国工部局交出嫌疑人。当时的英国人为了维护自己在租界的管辖权，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引渡被捕的嫌疑人。重庆国民政府也频频向英国施压，绝不能把抗日志士交给日寇。
双方僵持不下，到了1939年6月，日军直接撕破脸皮，出动军队全面封锁了天津英租界。任何进出租界的人员和物资都必须接受日军的极其苛刻的搜查，甚至连运送牛奶和蔬菜的卡车都被拦在外面。这场危机在历史上被称为“天津事件”。几个中国青年的热血锄奸行动，竟然逼得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地区剑拔弩张。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抗日杀奸团的行动，确确实实打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痛处。
痛快淋漓的刺杀背后，有着极其惨烈的代价。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暗战中，抗日杀奸团的青年们同样面临着深渊。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由于日伪的疯狂搜捕，抗团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1940年，大量骨干被捕。团长曾澈、组织干事李如鹏等人落入日本宪兵队魔爪。面对种种惨绝人寰的酷刑，这些年轻人坚贞不屈，没有吐露半个字，最终从容就义。牺牲时，曾澈仅仅27岁，而有的团员甚至才刚刚20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