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刚过完105岁生日的王全英，被官方媒体正式认定为眼下全国唯一在世、全程走完长征的女红军。她14岁参军，跟着红四方面军爬雪山、穿草地，中途掉队失联，后半辈子隐去真名在乡下种地，直到1984年，她的红军身份才被有关部门查证落实。

信源：她是全国唯一健在的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今年105岁了 央广网

王全英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小时候家里人给她起的小名叫桂香。

一岁多爹妈就没了，舅舅把她拉扯到五岁，实在养不起，就把她送到当地土司家做活。

从那天起，她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放羊、推磨，手里的活没干完就不许吃饭，做错事直接挨揍。

冬天连双鞋都没有，光着脚在雪地里跑，从小到大没过上一天能挺直腰板的日子。

红军长征走到金川的时候，当地老百姓一开始都躲进了山里，没人知道这支队伍到底是来干嘛的。

她躲在树后面看了好几天，亲眼见红军把自己带的粮食分给没饭吃的老乡，拿了老百姓的菜肯定要留铜板，连半根针线都不随便拿人家的。

有天后半夜，她在寨子边上看见山那边亮着一串火把，那是红军营地的灯，她没跟任何人打招呼。

爬起来摸黑就往火把的方向跑，一口气追出去十几里地，直接就站在了红军队伍面前。

那年她才十四岁，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跟她说话的时候和和气气，不打不骂。

她当场就决定留下来，再也不回之前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进了队伍之后，她被分到妇女独立团当卫生员，不用扛长枪上前线，可手里的活一点不比打仗轻松。

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烧热水，给伤员洗绷带，漫山遍野跑着找能用来消炎止血的草药。

队伍缺粮的时候，她背着比自己半个人还大的布袋子，走十几里山路去老乡家里筹粮。

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数量不少，可最后能平安走到陕北的没剩几个，跟她一起参军的十几个小姐妹，后来连名字都没留下几个。

后来部队在丹巴遇上国民党军队围堵，河上的索桥被敌人砍断了，所有人只能挤着走一座窄窄的独木桥过河。

她那时候年纪小，体力跟不上，等她挪到桥边的时候，大部队已经紧急转移走了，她就这么和队伍彻底断了联系。

她不敢往老家的方向走，怕回去之后被土司抓回去算账，只能和几个同样失散的战友搭伴，往没人的深山里钻。

几个人翻了好几座大雪山，身上的单衣根本挡不住零下几十度的寒气，脚踩在没膝盖的雪地里。

连双鞋都没有，饿了就挖草根、啃树皮，就这么走了一个多月。

等她走到汶川三江镇的时候，左脚的小脚趾早就冻得没了知觉，后来直接掉了，剩下的四个脚趾头，跟着她走了一辈子的路。

在三江镇落脚之后，她直接把之前的名字藏了起来，对外只说自己是外地逃荒过来的，没人知道她当过红军。

后来她和当地的村民刘富光成了家，前后生了五个孩子，那时候日子太苦，缺衣少粮，最后只有两个女儿平安长大。

她每天下地挣工分，闲下来就去山上挖野菜，卖鸡蛋换零钱，一分一毛地攒，就为了凑钱供两个女儿读书，家里再穷，她也没让孩子辍学。

新中国成立之后，她给自己改了名字叫王全英。

跟家里晚辈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所有牺牲在长征路上的战友，全都是英雄，她要替那些没能活下来的人，好好看看现在的日子。

之后的几十年里，她从来没跟外人提过自己的经历，连家里的邻居都只知道她是个勤快和善的藏族妇女，没人把她和当年的红军联系到一起。

直到1984年，当地政府开展流落红军的排查工作，工作人员翻了好几个县的档案，走了上百公里的山路，才终于在三江镇找到了她。

给她颁发了流落红军证明书，这段藏了快五十年的往事，才终于被大家知道。

后来这些年，她先后拿到了长征胜利纪念章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章。

她把这两枚章擦得干干净净，锁在自己的小箱子里，从来不让外人随便碰，连家里晚辈想拿出来看看，都得经过她同意。

她自己一个字都不认识，却把读书这件事看得比什么都重，家里条件再难，她也逼着后辈好好上学。

到现在一家四代人里走出了十个大学生，有当老师的，有当医生的，还有搞科研的，全是她当年一分一毛攒钱供出来的。

她闲不住，年纪大了之后，就坐在家里缝蒲团，一针一线亲手缝，前前后后做了好几百个，全都免费送给了附近的学校和红色教育基地，自己一个都没留。

她兜里常年揣着糖和饼干，出门遛弯碰到熟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她都要掏出来分给人家，就想让身边的人都能尝到点甜。

去年红一连的官兵专门跑了两千多公里，从驻地过来探望她，这支当年和她所在的队伍在小金会师的连队，时隔九十多年，终于又和她见上了面。

官兵们把连旗展开，她伸出手慢慢摸过旗面，直接抬起手敬了个军礼，在场的人看着她的动作，没人能忍住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