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戴笠亲自找到袁殊，劈头就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袁说：“靠老婆生活”，戴又说：“那你就给我做事吧”，之后给了他两项具体任务。


袁殊坐在二楼亭子间，面前摊开一份过期的《申报》，纸面上的铅字已经引不起他的兴趣。连续几个月没有进项，家里的银钱全靠妻子马景星拆东墙补西墙地撑着。


前几天，她刚把娘家陪嫁的镯子送进当铺，换了十二块大洋，其中八块付了房租，剩下四块买了米面。袁数着口袋里仅剩的几个铜板，听见楼板下传来邮差按铃的声音。


几天后，袁殊出现在南京鸡鹅巷附近的一处青砖小楼里。戴笠坐在一把藤椅上，穿着一身半旧的灰色中山装，手里捏着一份卷宗。


他抬起头，目光在袁殊身上停留了片刻，没有寒暄，也没有让茶，直接开口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


袁殊站在屋子中央，竹布长衫的袖口磨出了毛边。他答得坦率："靠老婆生活。"


戴笠听完，把卷宗往旁边的矮柜上一放，身体微微前倾："那你就给我做事吧。"袁殊没有立刻回答，只是静静听着。


戴笠伸出两根手指，声音压得很低："两件事。第一，你懂日语，在日本有旧识，去把日军动向摸清楚，特别是海军方面的部署。


第二，回上海后，拉起一支情报队伍，建立网点，我会给你配备电台和经费。"说完，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桌沿。


袁殊伸手接过，信封里除了法币，还有一张盖着军统印章的证件。他的指腹在粗糙的纸面上摩挲了一下，然后揣进长衫内袋。


整个过程中，他既没有点头哈腰，也没有推三阻四，只是"嗯"了一声，表示知道了。


这次见面很短，短到不足一支烟的工夫，袁殊走出小楼叫了一辆黄包车，没有回旅馆，而是直接去了火车站。


车轮碾过石板路，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他闭着眼，脑子里转着刚才戴笠布置的任务。


回到上海的亭子间，马景星正在灶披间烧饭，煤球炉子的烟有点呛人。她把一碗红烧肉端上桌，问了句："南京那边怎么样？"


袁殊从怀里摸出几块剩余的大洋放在桌上，说："以后会有固定进项。"马景星看了他一眼，没再追问，只是把肉往他碗边推了推。


但袁殊并没有把全部底牌摊开，第二天下午，他穿过多条马路，走进法租界另一家不起眼的书店，在柜台前用约定的暗语要了一本《唐宋诗选》。


掌柜的看了他一眼，转身从书架后面取出一个折好的信封。他把信封塞进袖口，回家后才在灯下展开，信上的指示很明确：将计就计。


从那以后，袁殊的生活表面上翻了个个儿。


他拿着军统的经费，在沪西租了房子，挂起洋行的招牌，进出来往的各色人等渐渐多了起来。


他确实去了几趟日本，利用留学时结识的关系，在酒馆和茶室里坐着，听日本军人和政客醉后的闲聊。他也确实在上海拉起了班子，招收了几个跑腿的、管账的、发报的人员。


戴笠那边定时会收到他的情报，有日军调动的消息，有租界里的传闻，零零碎碎，真假掺半，但总体上让南京方面很满意。


然而，每当获得涉及日军侵华核心动向的情报，袁总总会在深夜避开所有人的耳目，穿过几条弄堂，把抄录好的情报塞进某个约定的信箱，或者直接在电影院昏暗的座位里，把一张小小的纸条塞到邻座人的手中。


那些纸条上的字很小，有的记录着日军舰船在上海附近的补给情况，有的记录着日方即将封锁港口的迹象。这些纸片几经辗转，最终流向了它们该去的地方。


1941年前后，日军南进的风声日紧，袁殊通过岩井公馆的渠道提前获知了日军即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蛛丝马迹。

他把这个消息设法传递了出去，虽然当时的国际局势波谲云诡，但这条来自隐蔽战线的信息，为后续的判断提供了难得的佐证。


在那个年代，像袁殊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


他们有的藏在阁楼里拨动电台旋钮，有的周旋于敌伪之间赔着笑脸，有的则在深夜的街道上以贩卖旧书为掩护传递着只言片语。他们没有炮火连天的正面战场，却在无声处左右着战局的走向。


后来的事情，史料都有记载。1937年南京小楼里的那次谈话，成了袁殊多重身份生涯的真正起点。


戴笠给他的那个牛皮纸信封，客观上为他提供了一层特殊的保护色。


而他始终记得，自己最初接下那两项任务时，口袋里除了几张钞票，还装着另一种更沉的分量。


那种分量无法称重，只在无数个深夜里提醒着他，黄包车经过石板路时咯噔咯噔的声响，以及那个夏天闷热的、灰蒙蒙的天空。


信源：人民网党史频道《五重间谍 —— 历史上真实的 “伪装者” 袁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