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20日，日军攻占招贤镇后，马不停蹄的向莒县进发。莒县县长许树声闻讯后惊慌失措，率领所辖的3个县守备队逃出了县城，临走还不忘把牢里的犯人们都放了。城中百姓一看县长都带头跑了，也都竞相逃难。
莒县真正危险的时刻，不是炮弹落下，而是城里先乱了。1938年2月20日傍晚，县城四门敞开，街上很难见到行人。
店铺关门，住户携老扶幼往乡下躲，监牢里的犯人也被放走。日军尚未抵达，城中的行政和防务秩序已经接近崩溃。

对一座两万多人口的县城来说，这种混乱比城墙被炸开更可怕。事情要从莒县以北说起。
2月18日前后，日军第五师团一部由诸城方向南下，在招贤一带遭到中国军队阻击。战斗结束后，日军继续朝莒县推进，目的并不只是占领一座县城。
莒县通向临沂，临沂又关系到徐州东北方向的安全。这里若被轻易突破，日军的车辆、炮兵和后续部队便能继续向南压进。
下午5点左右，第五战区第二路游击司令刘震东带着数百人赶到莒城。队伍看到的不是一座准备迎战的县城，而是一片无人主持的局面。
刘震东没有充足兵力，也没有时间重新修筑完整防线，只能先关闭城门、清点武器、安排岗哨，再把能够找到的士兵集中到北城和东北角。晚上10点以后，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旅长朱家麟率部赶到城外。
先前撤走的许树声及其县队随后被追回。到午夜前后，第二二九团和县队进入城中，几支临时汇合的队伍建立统一指挥，由刘震东负责城防，朱家麟协助。
北面承担主要压力，东面由县队防守，南面和西面交给后续赶来的部队。这样的部署谈不上周密，却把一座几乎放空的县城重新变成了防御阵地。
士兵连夜堵塞城门附近的缺口，搬运沙袋、砖石和弹药，检查城头上的机枪位置。有人刚赶几十里路，放下背包便上了城墙。
远处已经能听见车辆和马匹的动静，谁都明白，天亮以后不会再有喘息的机会。2月21日拂晓，日军从东、北、西几个方向逼近，北城很快成为主攻方向。
日军利用汽车运送步兵，以重炮和机枪压制城头，再派人接近壕沟、寻找攀城位置。守军依托城墙开火，双方距离越来越近。
城砖被炮弹不断掀开，烟尘遮住了视线，缺口出现以后，守军便用木料和沙袋临时填堵，前面的人倒下，后面的人马上补位。日军连续组织进攻，却迟迟无法在城头站稳脚跟。
城南一处高地也被日军占据，刘震东没有一味留在城内挨打，而是抽调兵力从南门出击，向敌军侧后迂回。这次行动迫使城南日军后撤，也打乱了其炮兵和步兵的配合。
可北城的压力并未减轻，日军把更多火炮推到前沿，集中轰击西北角和东北方向，部分城墙逐渐坍塌，日军趁着烟尘攀上缺口，战斗很快从远距离射击变成面对面的争夺。守军没有足够的重武器，只能围绕垛口、城角和残破的墙体反复冲击。
刘震东不断把兵力调往最吃紧的位置，后来亲自赶到北城指挥。就在守军争夺城墙阵地时，他的头部和腹部中弹，倒在前沿，时年45岁。
总指挥牺牲后，城内的战斗并未马上停止。守军继续利用残破工事抵抗，但双方条件的差距越来越明显。
日军能够轮番投入兵力，守军的人员和弹药却不断减少，外部援兵又受到道路、桥梁损坏的影响，迟迟无法赶到。22日夜间，日军集中炮火猛轰城东北角，许树声所部再次撤离，原本已经薄弱的防线随即出现空隙。
日军由缺口进入城内，街巷变成新的战场，守军边打边退，努力收拢剩余人员。朱家麟判断城防已经难以维持，于23日率余部撤出莒城。
几天前还是百姓正常生活的地方，此时只剩断墙、浓烟和散落在街上的杂物。莒城最终没有守住，但日军也没有像原先设想的那样轻松通过。
临时拼成的守军迫使对方投入炮兵和增援，迟滞了其向临沂方向推进的速度，为鲁南防线调整部署争取了时间。更沉重的代价落在普通百姓身上，日军占领莒城后制造杀戮，仅城内就有数百名居民遇害，许多房屋被焚毁。
那些早早逃出城的人，也要在寒冷和饥饿中寻找亲人和落脚之地。战斗结束后，刘震东的事迹很快传到徐州和武汉。
1938年3月9日，第五战区在徐州举行追悼活动；3月26日，《新华日报》刊出《刘震东殉国与莒城战役》，把守城经过和前线见闻记录下来。同年12月，重庆举行抗日烈士追悼会，刘震东与范筑先等烈士一同受到纪念。
2014年9月，刘震东被列入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莒城保卫战留下的，不只是阵亡数字和城墙上的缺口，它把两种选择摆在了同一天：有人在敌军到来之前放弃职责，有人却迎着逃难的人群进入县城。
真正把一座混乱的县城重新撑起来的，并不是几句豪言，而是有人关上城门，有人搬起沙袋，有人在最危险的地方接过指挥。历史不会因为莒城最终失守，就否定这场抵抗的意义。
这场战斗更让人看清一个道理：战争来到家门口时，秩序一旦崩散，最先遭殃的永远是普通百姓；而在危局中有人承担责任，即使兵力不足、装备落后，也能让侵略者付出代价。这正是莒城那几天留下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