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的辫子军总共有25000多人，但张勋复辟时带去北京的只有4000多辫子军，剩下的辫子军由张文生和白宝山统领。
张勋出身贫寒，靠着在清廷军队里一路摸爬滚打，终于混成了封疆大吏。清朝灭亡后，他为了向旧主表忠心，严令部下绝对不许剪掉脑后的辫子。在那个连孙中山都提倡剪辫易服的民国初年，这支保留着大清遗风的“定武军”显得极其扎眼。
千万别以为这只是一群只会磕头请安的老顽固。在徐州驻扎期间，张勋凭借着收编散兵游勇、招兵买马，硬生生将这支辫子军扩充到了25000多人的规模。 在当时的军阀格局里，两万多拥有实战经验、装备精良的部队，绝对是一股任何人都无法轻视的庞大力量。凭借着手里这根硬骨头，张勋在徐州混得风生水起，甚至还召集过十三个省的督军开会，自己大马金刀地坐上了“盟主”的交椅。那时候的徐州，俨然成了北京之外的另一个政治中心。
既然手握两万五千重兵，张勋进京复辟的时候，为何只带了区区四千多人？这就绕不开1917年那场著名的“府院之争”了。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闹得不可开交，双方僵持不下，只能请出在徐州当盟主的张勋进京“调停”。
张勋打仗或许是一把好手，但在政治权谋上，确实缺少了几分火候。他以为各路军阀都像他一样，心里还念着大清的恩情。在进京前，那些表面上支持他的军阀政客们，甚至在一块黄缎子上签了名，信誓旦旦地同意拥立溥仪复辟。
拿着这块黄缎子，张勋觉得大局已定。他将这次进京看作是一场风光无限的“接收”之旅，全然没有意识到前方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政治陷阱。 出于后勤补给的考虑，同时为了避免引起京畿附近其他驻军的过度警觉，他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只率领4300多名最为精锐的辫子军北上。
这四千多人，是张勋的先锋，同样也是他的仪仗队。他们大摇大摆地开进北京城，迅速控制了火车站、邮局等要害部门。在张勋看来，只要自己在北京坐镇，各省督军就会通电响应，大事可成。
那么，剩下的那两万多主力部队去哪儿了？他们全都留在了张勋的徐州大本营。这支庞大的留守部队，交由张勋最为倚重的两位统领——张文生和白宝山全权负责。
张文生早年间就是清军的将领，后来跟着张勋一路南征北战，深受张勋的信任。白宝山同样是定武军里的实权派人物。在张勋看来，把大本营和绝对主力交给这两位老兄弟，简直是万无一失。自己去北京拿政权，老兄弟们在后方稳住阵脚，进可攻退可守。
然而，乱世之中的江湖道义，往往经不起权力和利益的考验。
当张勋在北京迫不及待地给溥仪穿上龙袍，自己封了个“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的时候，原本那些在黄缎子上签字画押的军阀们突然翻脸无情。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组建“讨逆军”，打出了“反对复辟、拥护共和”的旗号，兵分两路直扑北京。
这个时候，张勋带去北京的那四千多辫子军，瞬间成了瓮中之鳖。
北京城里的四千辫子军，平时看着凶悍，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面对段祺瑞数万讨逆军的飞机大炮，瞬间土崩瓦解。仅仅抵抗了几天，这支曾经耀武扬威的队伍就溃不成军。为了保命，许多辫子军士兵不得不挥刀斩断了自己留了多年的长辫子，换上便装四处逃散。 曾经作为忠诚象征的辫子，在隆隆炮火声中，成了一文不值的夺命索。张勋本人见大势已去，也只能仓皇逃进荷兰公使馆避难。
在那场轰轰烈烈、炮火连天的乱局中，远在徐州的张文生和白宝山又在干什么呢？
按理说，老长官身陷绝境，手里握着两万多精兵的统领，早该发兵北上救援了。现实却异常冰冷。无论是张文生还是白宝山，面对北京的变故，都选择了按兵不动，眼睁睁地看着张勋走向覆灭。
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军阀们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张文生心里很清楚，张勋搞复辟已经犯了众怒，成了全国声讨的靶子。如果这个时候率领徐州的辫子军去救主，无异于以卵击石，拉着两万多兄弟去给大清朝殉葬。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随着张勋的倒台，徐州这块风水宝地，以及这两万多精锐部队，就成了无主之物。张文生和白宝山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张勋留下的政治遗产和庞大军权。 张勋下野后，张文生很快就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徐州镇守使，后来甚至一路高升。那些曾经脑后留着辫子的定武军，也被悉数收编，剪掉了辫子，换上了新的军装，成了别人争权夺利的筹码。
他们曾经对张勋毕恭毕敬，但在权力的大洗牌面前，旧主的恩情显得微不足道。这段历史将北洋军阀时期唯利是图的乱象刻画得入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