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军统第一杀手牛子龙在西安监狱连杀11人，成功越狱。戴笠得知后暴怒，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抓回牛子龙，所有在逃人员一律击杀，不留活口！

抗战末期，牛子龙因处决河南军统站长崔方平，暴露了身份。戴笠嗅觉灵敏，立刻下令查清牛子龙的底细，若有异动，就地解决。一张大网悄然拉开。

要说这牛子龙，在军统里那可是响当当的狠角色。

三十出头就成了豫站行动队队长，江湖人称“中原鬼刺”，日寇听了他的名字都发怵。1940年开封那桩惊天刺杀，就是他一手策划的。

让学生吴凤翔假装投诚，带着“情报”混进日军司令部，在办公室里连开数枪，不仅干掉了日本天皇的亲外甥、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吉川贞佐少将，还顺带收拾了日军参谋长、视察团团长和宪兵队队长，一次性除掉四个日军高官。

这等战功，在军统敌后行动里都少见。可谁也没想到，这位军统王牌，早在1930年就秘密入了党，是潜伏在敌营心脏里的红色特工。

他加入军统，本就是冲着抗日来的。当年找不到党组织，恰逢樊钟秀的外甥关惠通以“抗日救国”邀他入伙，他才带着十五个学生披上了军统的外衣。

可这份“抗日”的幌子，在1941年崔方平上任后彻底撕破了。

崔方平当了河南军统站长，心思根本不在打鬼子上。暗地里勾结汉奸，克扣抗日经费，还把枪口对准了自己人。凡是不跟他同流合污的进步分子，要么被安上“通共”的罪名枪决，要么被秘密关押。

牛子龙看在眼里，疼在心里。那些被处决的同志，有的曾跟他并肩传递情报，有的只是说了句反对投降的话。更让他忍无可忍的是，他查到崔方平拿了日本人的钱，亲手断了三条地下党的情报线。

他找到副站长李慕林——一个曾是共产党员的老熟人。

“崔方平必须死。”牛子龙的语气没半点犹豫。李慕林沉默良久，点了头。

三天后，牛子龙以喝酒为名把崔方平约了出来。酒过三巡，当崔方平还在吹嘘自己的“功绩”时，牛子龙的枪已经顶在了他胸口。三声枪响，崔方平和他三个助纣为虐的心腹一起倒了下去。

这事在军统里炸了锅。当众枪杀自家站长，前所未有。

消息传到重庆，戴笠当场摔了茶杯。他一开始只以为是内部争权，可越查越觉得不对劲——这个牛子龙，杀鬼子狠，对自己人更狠，行事风格根本不像军统的人。

戴笠的嗅觉比猎犬还灵，立刻下令深挖牛子龙的底细。这一挖，可把他惊出一身冷汗：这个军统王牌，竟然是潜伏了十五年的共产党员！

一张大网悄悄拉开。牛子龙没能及时脱身，一个月后在转移途中被捕。先在洛阳关了一年多，1943年2月，被押进了西安冰窖巷的军统西北看守所特拘所——这座号称“只有死人能出去”的活棺材。

监狱的恐怖超出想象。地下牢房常年阴冷潮湿，墙壁厚得能防手榴弹，铁门重得要两个壮汉才推得动。高墙三丈多高，墙头拉着通电的铁丝网，岗哨两小时一换，看守个个带实弹，遇到异常能直接开枪。

牛子龙进来时，带着三十斤的脚镣，浑身是伤。他躺在霉烂的稻草上，眼睛却在暗中丈量：狱墙砖缝的宽度、岗楼之间的距离、巡逻兵的换班间隔、铁丝网底座生锈的痕迹，甚至看守交接钥匙的小动作，都被他记在心里。

就在他伤口化脓发高烧，以为要烂在牢里时，一个熟人被推进了牢房——老党员岳本敬。

“组织找你。”岳本敬按住他的嘴，低声说了四个字。

牛子龙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要活着出去，还要带着那些被冤枉的弟兄一起走。

从那天起，牛子龙开始了筹划。他主动申请去伙房帮厨、去牙刷厂做工，装作顺从的样子，让看守渐渐放松警惕。

伙房西北角紧挨着外墙，灶台后有道裂缝，能看到墙根的荒草。他记住了这个位置。深夜四点是看守最犯困的时候，他摸清了换班规律。看守室的三把钥匙、储物间的五支手枪和两支卡宾枪，他都摸得一清二楚。

武器是个难题。他捡起灶台上的粗瓷碗，摔碎后捡起一片，用破布包住底端，每天晚上偷偷打磨。第一片碎了，第二片也碎了，第三片磨了三个月，终于成了一把五寸长的三棱刺，锋利得能划透指甲。

他还藏起了伙房的劈柴斧和铁棍，让那个被关进来的前军统电讯员，用牙刷柄和铜丝做了撬锁工具。

1945年6月17日深夜，机会来了。雷雨交加，监狱的电线被雷劈断，照明全灭。看守们缩在值班室喝酒取暖，戒备松懈到了极点。

牛子龙连同十二个狱友，立刻行动实施了越狱。

消息传到重庆，戴笠气得拍着桌子骂娘。他下令在整个西北布下天罗地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所有在逃人员一律击杀，不留活口。可戴笠终究没能抓到牛子龙。

牛子龙带着十二个难友一路向东，回到了河南郏县。他很快拉起一支两百多人的抗日武装，1945年10月，在汲县山彪村发动起义，公开打出“主张和平、反对内战”的旗号，随后带着部队投奔了太行军区皮定均部。

皮定均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四年虎穴，今天总算回来了！”这句话，让铁骨铮铮的牛子龙当场红了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