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御林军长征时罕见装备钢盔冲锋枪，一个团出了两名大将三名上将！
1934年10月，瑞金的夜雨乍停，军委机关灯火通明。有人低声说了一句：“干部不能断层，行军打仗都要有人带。”桌上很快落笔成文——将几所红军学校合并，成立一支随行部队。
它被定名为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归中央纵队司令叶剑英直接指挥，总数一千四百余人，清一色是带过兵的班排长以上骨干。

编制简洁却锋利。三个步兵营主攻，一个特科营扛迫击炮、架机枪，后面还有上级干部队，边走边教，连营团各级指挥都在这儿轮训。行军序列随时调整，既当警卫，又能冲锋。
装备在当时堪称奢侈：一人两枪，长短配齐，有的肩头还斜挎MP18冲锋枪；钢盔在山风里闪着寒光。彼时不少兄弟部队仍靠缴获步枪和大刀，他们则像铁甲小队，远看就抢眼。

使命不只是护卫中央。“边走边学”是硬任务。宿营搭棚要教工兵技巧，夜行军讲队列指挥，白天短暂休息就摆图板分析地形。有意思的是，战士调班学习，连炊事员也得轮番听课。
1935年1月28日，贵州土城。川军两个师突然扑来，前卫吃紧。陈赓抬手挥刀，“跟我冲！”几十顶钢盔撞破晨雾，步枪手贴着山体突进，特科营稀疏的迫击炮弹砸向对岸指挥所。冲锋仅十来分钟，敌阵洞开，红军借机二渡赤水。代价不小，干部团阵亡百余人，五名连长血洒河滩，却挡住了敌军追击。

二月，再克遵义。老鸦山顶是突破口，干部团夜色中悄悄摸上山梁，清晨突起枪声，机枪火带划破浓雾。占住阵地后，主力从正面压上，周浑元、吴奇伟两路人马被打得四散。遵义再度收入囊中，红军气势翻涌。
五月，金沙江畔形势告急。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兵力合围，唯有皎平渡还露出缝隙。刘伯承一锤定音：“干部团三营先行。”先遣队日夜兼程一百六十里赶到渡口，只见几条破旧木船随波摆动。宋任穷跳上岸边巨石，高声吼道：“先过一百人，立刻打阵地！”半晌工夫，红军旗帜已插上西岸。攻占通安州时，战士们端着刺刀一路猛冲，俘虏川军六百余人。主力随后六昼夜过江，中央纵队安然脱险，中革军委电令嘉奖。

长征结束后，干部团摘掉番号，化作随营学校，再并入抗大。战火中保持课堂，沙盘成黑板，弹壳当粉笔。这里走出不少后来熟知的名字：陈赓、肖劲光、宋任穷、韦国清、周士第……皆在这里磨砺又出发。
1955年授衔典礼，昔日钢盔下的年轻面孔多已皱纹深刻。两位大将、三位上将以及数十名中将、少将名单铺开，人们这才恍然——那支在雪山草地间护卫中央的精锐小团，早已把自己的血脉注入共和国的军事教育体系，作用远不止长征路上的三次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