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除了考虑周恩来担任总理之外，还心中另有人选，经过商议大家都认可，他究竟看中了谁？
1950年1月8日凌晨，北京西郊机场灯火通明，寒风裹挟着霜雪吹过停机坪。周恩来提着简单行囊登机前，回头望了一眼随行人员，低声交代：“国内的摊子，放心托付。”声音不高，却透着郑重。次日清晨，飞机已在莫斯科郊外降落，而留在北平城里的中央会议，也在紧张酝酿着一个决定——谁来临时挑起政务院的担子。
彼时的新中国刚满百日，百废待举。东北的重工业需要设备，华北与华东连遭雪灾，粮价蠢动，全国都盯着总理办公室的灯。总理远赴异国，外交谈判刻不容缓；可国内税赋、金融、灾荒、物资调运，全都不能停。无缝衔接，是那场讨论里唯一的要求。与会者环顾四周，几位元老相继被提及，又被否决：有人身体抱恙，有人方才分管大区尚未交班。毛泽东此时掐灭了半截纸烟，说出一个名字：“董必武。”话音一落，屋子里只剩手表走动的轻响。
董必武年近六十七，湖北红安人，入党早，与毛泽东算是同龄人。更重要的是，他在延安主管司法、政法，向来以“细致”“不贪”出了名。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他负责过党的法制工作；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他带着全家只占了旧公馆的一角——这一点让不少年轻干部心服口服。毛泽东选他，其实并不意外；真正出乎众人意料的，是这位老人几乎没有推辞，只简单回了句：“组织需要，责无旁贷。”

周恩来的飞机掠过西伯利亚雪原时，北平已下起小雪。董必武坐在新搬来的办公室里，翻开了厚厚一沓电报——生死攸关的，是华北、华中数省闹起了春荒：去年洪涝旱灾连作，二十多县库存见底。毛泽东通过保密电话重申了一条准则：“不许饿死一个人。”简单八个字，意味着中央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凑出救命粮。运力紧张，地方配合度参差，很多人都说来不及。董必武留下六个字：“调得动，就能救。”随后摊开地图，连夜和交通部、电总、铁道部拉起电话线，一省一省拨。到二月底，累计四亿多斤小麦、高粱和杂粮从东北、陕甘宁、江南水网地区运抵灾区，伴随而来的是成千上万包食盐、布匹和常用药。
有意思的是，忙于批示的董必武并没把办公桌搬进华丽的新楼，而是继续挤在西长安街那幢老房子的西厢，屋里摆三张案几，能用的电暖气还是前任留下的旧货。他坚持自己去机关食堂打饭，从不安排专人伺候。组织本想给他配几名警卫、秘书、厨师和园丁，他先后辞退一半以上。一次，安全部门提醒住处花园杂草丛生，易藏匿可疑人员，必须留人打理。老人一笑：“兵来

将挡，草生我拔。”当晚，他真的提着锄头和家属把花草栽好。没多久，中央下发文件，要求精简首长警卫和随从编制，行文里多次引用了“董老模范遵守八项规定”的字样。
整整五十六个昼夜，董必武的作息是清晨五点开卷，夜半两点熄灯。秘书碰到他时不免担心，劝他休息，他却一挥手：“国家正长身体，咱们急不得。”每晚散会后，仍能看到他伏案批红，直到耳边传来天安门自鸣钟的三下厚响。统计表上写着：平均每天批阅文件六百余份，签发函电九十余件。对经济、铁道、粮食、电信、司法等十余部门的要事，他都留下了工整批语。有老部下感叹：“老董不像在‘代班’，简直像把班重新开了。”

三月初，周恩来由莫斯科归来。飞机落地的那天，董必武拿着厚厚一叠报告等在机场候机厅。周恩来下舷梯时，老人快步上前，递上文件夹，“统共二百三十七件，请总理阅示。”周恩来翻看片刻，长出一口气：“这两个月，我一颗心总算放回原处。”旁人说，这一句“总算放回原处”，其实就是对董必武的最好评语。
难得的是，忙到极致，他依旧惦念法制建设。关于统一各大区暂行法规的报告、整顿公私合营企业价格体系的意见书、最高人民法院组织法初稿，他都亲自提笔修改。试想一下，没有这样的前期铺垫，1954年宪法的顺利通过恐怕就要多绕弯路。
把视线挪回私人生活，董必武的节俭几乎到了固执的地步。家里七口人只占二十来平方米，睡上下铺，炊事灶外置走廊；孩子们求学穿的棉衣还是延安时期的补丁货。有部下曾悄悄给他夫人送去“接待标准”所包含的丝绸，第二天就被原封退回，还附条字：“公家之物，一针一线皆当慎之。”他的次子董良翮参军转业后被安排到城市机关，老人拍拍儿子的肩：“农村缺劳力，你去磨磨性子。”说完，让组织把名额让给伤残干部子弟。今天再看这些往事，能读出明显的家风印记——权力与特权之间，他始终划着明显的界线。

岁月轮转到1968年，老一辈很多人都卷入风暴。董必武被要求搬离中南海，他没有抗辩，只说：“将就就好。”办公室改到海淀一处清冷的小楼，每天仍旧七点进屋，给老同志们整理材料，帮忙摘录宪法草案历史稿本。期间，有子女被造反派带走，他依旧按规定写了情况报告，没有任何越矩举动。两周后，周恩来过问，才让孩子脱险。老人淡淡一句：“制度面前，连我也得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