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四方面军军事排第二，党政排第八，难道不如军长？后来被人轻视了？


在1955年共和国十大开国大将的行列里，王树声是一个最容易被误解的人——有人只看到他抗战以后职务的“偏师化”，便以为他只是靠着“红四方面军代表”的身份才走进授衔典礼。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在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的沙窝会议上，这位曾经的方面军副总指挥在党内排名被推到了第八位甚至更后，而此前那个在红四方面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位置，恰是他用半条命从枪林弹雨中拼出来的。

一个人的一生，究竟被什么力量推着走，又为何在巅峰之后主动退到舞台边缘？

答案，藏在麻城那条浸透了十七口人鲜血的山冲里，也藏在祁连山漫天风沙中那个孤身向东的背影里。

1905年5月26日，王树声出生在湖北麻城乘马岗镇项家冲，原名王宏信。

这里地处大别山腹地，山深林密，穷乡僻壤。

按照当时的社会阶层，王家算是小地主家庭，祖上有些田产。

然而这个家庭的底色，绝不是富裕或优渥，而是一个后来被历史记住的残酷数字：全家18人投身革命，17人倒在了1928年到1933年的土地上，只有王树声一个人活到了解放后。

1922年，王树声的大堂兄王幼安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麻城第一个共产党员。

王幼安从武汉带回的，不只是几本《新青年》《向导》《湘江评论》这样油印粗糙的刊物，还有一种在当时的大别山几乎无人敢想的信念：穷人要有出路，就得把自己的命和整个阶级的命运绑在一起。

王树声17岁那年被这位大堂兄带到武汉，在武昌高小补修学校补习了一年，在那里，他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了董必武、陈潭秋等人慷慨陈词的身影。

那些夜里，油灯昏暗，书页泛黄，但这个山冲里走出来的青年却被一种灼热的、前所未有的东西烧得辗转难眠。

1926年，他回到乘马岗，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可是加入党组织只是第一步。

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共产党最硬的骨头，是要跟几千年的宗族血缘和土地关系彻底决裂。

入党后的王树声，率先发动了自己的亲族眷属参加革命，他带头将自己的田地财产分给了穷苦农民——他当众焚烧了自家的地契租约，宣布从此不收一粒租子。

这份决绝，在他面对亲舅爹丁枕鱼时，被推到了极致。

丁枕鱼在乘马岗一带被称为“麻城北乡一只虎”，坐拥七八百亩良田、几十套房屋，全乡大部分农民都是他的佃户。

按照亲戚辈数，丁枕鱼是王树声祖母的亲弟弟，也就是王树声的嫡亲舅爹。

1926年12月20日，丁枕鱼带人打砸了乘马岗区第二乡农民协会，消息传开，当地农民义愤填膺，但谁都不敢站出来——毕竟是王树声的亲舅爹，谁好意思去破这个情面？

王树声在农会的会议上把桌子一拍，说了一句后来被麻城老百姓传了大半个世纪的话：“要革命，就不能讲亲戚情面。

谁反对农会，就是我的亲爹娘老子，该斗也要跟他斗！”

当天后半夜，他亲自带领农民闯进丁枕鱼家中，把这个曾经接济过自己的舅爹五花大绑押到县城。

丁枕鱼在黑暗中瞪着他，咬牙切齿地骂道：“好你个王树声，我可是你亲舅爹啊！”

王树声的回答只有一句话：“亲舅爹也不能破坏革命。”

这一年，王树声21岁。

也就是在那段日子里，麻城共产党组织建立了第一支农民自卫军。

自卫军东拼西凑，只借来4支步枪，其中一支的枪管还被打爆了，战士们锯掉半截枪管继续使用。

靠着这“三支半枪”，王树声走上了革命武装斗争之路。

1927年4月，丁枕鱼的儿子丁岳平纠集反动民团和红枪会匪徒上万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麻城惨案”。

王树声只身前往武昌搬来救兵，迅速平息了暴乱，并处决了丁枕鱼等一批反动豪绅。

同年11月，他率部参加了黄麻起义，率先攻破黄安县城，当地百姓把那支起义部队亲切地称为“红军”——这是“红军”这个称呼在人民军队历史上的早期由来之一。

就在王树声冲在最前面的时候，他的身后，整个家族正在被一寸一寸地吞噬。

17位亲人先后牺牲，其中有7人死于战场，5人在“肃反”扩大化中被错杀，他们中有他的堂兄王幼安、二堂兄王宏学、弟弟王宏义、妹妹王桂玉……名单可以列得很长，但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被子弹穿透、被刀砍断、被血浸透的身体。

他后来的女儿王宇红回忆父亲时提到一个细节：西路军失败后，王树声一路乞讨回到延安，毛泽东得知后挂电话对他说了一句话：“你回来就是胜利。”

这句话里，有多少重量，只有那些亲人的坟头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