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新四军科长李子高找到刘奎，对他说：“部队要过江了，上级决定让你留下来打游击。”刘奎一愣：“就我一个人？”李子高回答：“还有两个重伤员！”

刘奎站在原地，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磨破的袖口，又望向远处连绵的大山，心里清楚这份任务意味着什么。

主力部队连夜北渡长江，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避开国民党顽固派的重兵围堵。

皖南山区地形复杂，敌人清剿力度只会越来越大，留下来就等于把自己置身在绝境里。

跟他一同留下的李建春腹部中弹，伤口一直没法愈合，连正常走路都费劲。

另一名伤员黄诚被子弹打穿了腿，只能靠拄着木棍勉强挪动，根本没法长途行军。

三个人手里只有一杆老旧步枪，枪膛都有些生锈，子弹加起来也没几颗。

身边没有战友支援，没有后勤补给，甚至连一处安全的藏身地都找不到。

刘奎弯腰扶起靠在树上的李建春，又搀住一瘸一拐的黄诚，往深山里走。

他专挑杂草丛生、人迹罕至的小路，避开敌人巡逻的路线。

天黑之后，三人钻进一处狭窄的山洞，洞口被茂密的树枝遮得严严实实。

伤员的伤口开始发炎化脓，没有纱布，没有消毒药，疼得浑身冒冷汗。

刘奎趁着夜色摸下山，找到熟识的老乡家。

老乡知道他是新四军战士，二话不说，从灶房摸出几个红薯，又揣上一把自家采的止血草药。

刘奎把红薯掰成小块，一点点喂给两名伤员，再把草药嚼碎，轻轻敷在伤口上。

他不敢生火，怕烟味引来敌人，三人就靠着冷红薯充饥，在阴冷的山洞里挨过一夜又一夜。

白天他守在洞口放哨，耳朵时刻留意着山路上的动静，一有脚步声就立刻握紧步枪。

晚上他蜷缩在伤员身边，帮他们擦拭额头的冷汗，生怕伤口感染加重。

山里的日子熬了一个多月，刘奎没敢有一刻松懈。

他借着下山找食物的机会，四处打听皖南事变后失散的新四军战士。

有人躲在村民家里，有人藏在别的山坳里，听说刘奎还在坚持，都愿意凑过来。

人越聚越多，从最初的三个人，慢慢凑齐了八个人。

大家把仅有的武器凑在一起，两支短枪，一杆长枪，就是全部家当。

刘奎带着队员在朱家坑落脚，成立了皖南游击队，他担任队长，带着大家开始训练。

队员们学着在山林里快速行军，学着隐蔽身形，学着简单的枪械维修。

敌人的清剿队时常进山搜查，他们就跟敌人兜圈子，利用地形躲开追捕。

队员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不想让皖南的革命火种就此熄灭。

1941年7月，刘奎摸清了庙首乡敌人据点的布防情况。

据点里驻守着一股反动武装，手里有不少枪支弹药，正是游击队最缺的物资。

他带着二十多名队员，连夜出发，在山路上奔袭三十多公里。

所有人压低身形，踩着草丛前进，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抵达庙首乡外围时，天已经蒙蒙亮，敌人还处在松懈状态。

刘奎示意队员分散包抄，自己率先摸向门口的哨兵。

他快步上前，按住哨兵的肩膀，干净利落地控制住对方。

队员们跟着冲进据点，敌人猝不及防，根本来不及组织反抗。

短短十几分钟，战斗就宣告结束。

这次突袭，游击队缴获了十几支长短枪，还有不少子弹和粮食。

这是皖南游击队成立以来打的第一场胜仗，消息很快在周边传开。

周边的青年百姓听说游击队打了胜仗，纷纷主动找上门，想要加入队伍。

有人带来家里藏的粮食，有人拿出祖传的刀具，还有懂医术的百姓主动留下来照顾伤员。

刘奎带着队伍在太平、黄山一带开辟根据地，和敌人周旋作战。

他们拔掉敌人的小型据点，破坏敌人的通讯线路，牵制住大批清剿兵力。

队伍里建起简易的军工厂，能维修破损的枪械，还能自制基础弹药。

临时的战地医院也搭了起来，受伤的队员终于能得到基本的医治。

四年时间里，这支最初只有三个人的小队，一步步发展成八百多人的游击武装。

刘奎带着队员始终坚守在皖南山区，配合江北的新四军主力作战，让革命旗帜一直立在山林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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