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南京监狱铁门咣当一响，数以万计的政治犯突然被放了出来，没人预料得到这一天会来，解放军正准备渡江，国民党眼看守不住了，却在最慌乱的时候放人，这到底是搞什么？

杨兆龙出生于1904年，早年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在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担任推事。那时候的租界法庭，外国陪审领事说话比法律好使，但杨兆龙不吃这一套，多次依法判定有罪的外国人，搞得洋人势力极为不满，最后被撵出了法院。

这一段经历，是他后来下决心去哈佛深造的直接原因。

1934年，经著名法学家吴经熊推荐，杨兆龙赴哈佛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师从诉讼法权威摩根教授。1935年5月，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由院长罗斯科·庞德亲自主持，长达四小时，庞德事后说："你是我考试过的第一个中国人。"

随后，杨兆龙又赴德国柏林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系统钻研大陆法体系。

这两段经历加在一起，让他成了当时中国极少数同时精通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法学家，掌握英、法、德、意、俄等八门外语。

1948年，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在全球范围内评选五十位杰出法学家，中国有两人入选，一位是久负盛名的王宠惠，另一位，就是杨兆龙。

抗战胜利后，杨兆龙担任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长，主导日本战犯罪证的系统整理工作，带领七百余名工作人员，搜集日军侵华暴行材料逾三十万件。

同时，杨兆龙亲自起草了中华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1947年6月，杨兆龙赴英国访问时，设在伦敦的联合国战罪委员会负责人当面表示，这份条例与国际法最新发展高度契合。

杨兆龙还承担了《联合国宪章》中文法定文本的翻译工作，法律语言之精准，令国际同行折服。

正因为杨兆龙在体制内有真实的行政职权，在国际法学界又有无可置疑的声望，1949年初的那场政治漩涡里，国共两边都在打他的主意。

代总统李宗仁接了个烫手山芋，想跟共产党谈"划江而治"，却苦于拿不出让对方信得过的诚意。放政治犯是一步棋，但监狱不是说开就开的，得有人在司法系统里真正落实。

南京地下党把目光锁定在杨兆龙身上，由他的姨妹、地下党员沙轶因出面，开门见山：现在就是机会，你出点力，把人放了。

杨兆龙那几天脸色一直发白。他知道这事两面都是刀，做成了是功，做砸了脑袋不保。地下党策反负责人白沙随后登门，两人在杨家谈了整整一夜。

白沙只说了几条线：共产党保他安全，事情必须马上办。

第二天早上，杨兆龙找到老同事、司法部部长张知本，两人联手草拟提案，提交行政院。会上朱家骅等人跳起来骂，说这是卖国。

杨兆龙盯着记录员，手心全是汗，等票数一票一票数完，刚好过半，提案通过。文件批下来，杨兆龙连夜坐飞机赶去广西，求见李宗仁。

通令签发，各地监狱陆续开门。上海最顽固，法院院长扬言谁放人谁犯法，杨兆龙托老同学郭云观暗中打通关节，上海最终在深夜熄灯后，悄悄送出三百余人。

最险的是死刑犯朱成学和华彬清，枪决令已批，杨兆龙硬是咬牙挡住，说这两人"尚有利用价值"，才把两条命从鬼门关拉回来。

到1949年4月，全国监狱释放政治犯总数超过一万人。

然而杨兆龙自己，等来的不是好报。国民党那边说他"卷印潜逃"，下了通缉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