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晚年叹息：别再骂李德是草包了，草地分兵的生死瞬间，是他用身体为中国革命挡下了枪口

主要信源：（人民网——陈士榘上将为何说不能瞧不起败军之将红军顾问李德）

在中央红军的历史上，有一个外国人的名字与一段最为艰难的时期紧密相连，他就是李德。

作为来自德国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掌握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

他脱离中国实际、照搬欧洲正规战法的指挥，使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这让他背负了长期的负面评价。

历史人物的面貌往往是复杂的。

曾亲身经历那段岁月、后成为开国上将的陈士榘。

在回顾往事时曾表示，有些著述将李德简单描绘为“草包”有失厚道。

这番出自毛泽东嫡系将领之口的评论，为我们重新审视这位充满争议的人物，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视角。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

他早年参加德国共产党，后前往苏联，在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系统的军事教育。

1932年，他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最初的任务并非指挥军队。

在上海，他遇到了当时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

由于原定的军事顾问未能抵达，在博古等人的运作和推荐下。

拥有伏龙芝背景的李德被赋予了军事顾问的重要角色，于1933年秋天进入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初到苏区时，李德或许还怀有谨慎。

但当时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博古等人，出于对共产国际的尊崇以及对掌握军事权力的需要，将李德包装并推向了前台。

他们赋予李德极大的指挥权，使其实际上成为红军的最高军事决策者之一。

李德拥有扎实的军事理论素养，这是他得到认可的基础。

他的根本问题在于，试图将伏龙芝学院所学的，适用于大平原和大兵团的苏联正规战理论。

生硬地套用在群山连绵、敌强我弱的中国南方苏区。

在应对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时。

李德摒弃了红军此前行之有效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原则，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防御战。

他主张“短促突击”，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与在兵力、火力上均占绝对优势的敌军拼消耗。

这套战法完全无视了红军的特点和苏区的客观条件。

尽管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但在长达一年的残酷消耗中，苏区范围日益缩小，红军元气大伤。

最终不得不放弃经营多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即后来彪炳史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初期，李德的指挥依然未能改观。

庞大的军委纵队携带众多辎重，行动迟缓。

使红军主力丧失了机动灵活的特点，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

鲜血染红了湘江水，也彻底惊醒了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们。

惨痛的失败使得改变错误领导成为全军上下的强烈呼声。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为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也在此次会议后被解除。

遵义会议后，被免去指挥权的李德，其角色发生了转变。

他被安排到红军大学（后改称抗日红军大学）担任军事教员。

正是在这个岗位上，一些红军将领看到了李德的另一面。

据陈士榘上将回忆，走下指挥高位的李德，在教学工作中表现得务实而认真。

他不再空谈那些不切实际的大兵团理论，而是能够结合红军曾经打过的胜仗战例。

如前几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来讲解战术原则。

他的军事理论功底在教学中得到了更好的发挥，课程内容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从高高在上的“太上皇”到踏踏实实的教书先生，李德完成了角色的转换，并且看起来适应了这个新岗位。

这种身处逆境后能调整心态、尽职做好本职工作的态度，给包括陈士榘在内的许多干部留下了印象。

此外，在一些关键场合，李德也表现出了基本的品格。

在长征后期，红军面临分裂危险的严峻时刻，当个别持错误主张的领导人情绪激动。

甚至对毛泽东出言不逊、举动过激时，李德挺身而出，制止了冲突，保护了毛泽东的安全。

这一举动表明，在大的原则立场上，他并未背离党的核心。

到达陕北后，李德度过了几年相对平静的时光，直至1939年奉命返回苏联，从此再未踏上中国的土地。

回顾李德在中国革命中的这段经历，其过失与后果是严重而深远的。

他机械、教条的指挥，源于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无知，以及那种“唯我正确”的傲慢，其历史责任无可推卸。

陈士榘上将的评论提醒我们，历史评价应力求全面与客观。

李德并非一无是处的“草包”，他具备专业的军事理论知识，这在教学岗位上得到了体现。

他在失去权力后能够面对现实，做好新的工作，他在复杂党内斗争的关键时刻，也守住了底线。

将他简单地脸谱化，无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那段极端复杂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