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1日，沈阳。张学良坐在大帅府的书房里，面前摊着一份清单。这是派人清查杨宇霆、常荫槐两家财产后送来的报告。
他看了很久，没说话。
三天前，他签发了一道通电，向全国宣布杨宇霆、常荫槐的罪状。其中最扎眼的一条，是说这两个人"运用款项有案可稽者，已达现洋二万万余元"。两亿。这个数字砸出去，足以让全中国的人相信：杨宇霆、常荫槐，贪了天文数字的钱，死有余辜。
可现在，看着眼前的清查结果，张学良沉默了。先看看杨宇霆和常荫槐到底管了什么。
杨宇霆的职务是东三省兵工厂督办。这个位置，意味着整个东北的军火生产都从他手里过——步枪、大炮、弹药、炸药，从原料采购到成品出厂，每一笔账都要经他签字。
1918年，杨宇霆和徐树铮联手策划了秦皇岛截械事件，截获了冯国璋从日本购买的一批军火。这批军火后来成了奉系军阀起家的家底。从那以后，杨宇霆在军火方面的权力越来越大，大到可以绕过张学良私自批款。
有一件事，张学良后来想起来就生气。杨宇霆没跟他打招呼，私自批款从捷克买了三万支步枪。张学良查问时，杨宇霆不以为然："捷克步枪比东三省兵工厂出产的好。"
这话什么意思？我是兵工厂督办，我说了算，你少帅别管。
常荫槐管的是铁路。他1925年起担任京奉铁路局局长，1928年7月又兼任黑龙江省省长。京奉铁路是东北最赚钱的铁路线之一，票款、货运费用、沿线商业，都是大笔的收入。
常荫槐花钱的手笔也不小。他编练了20个营的山林警备队，购买了33辆火车头和16艘轮船。这些事，他都是先斩后奏，事后才通知张学良。
两个人一个管军火，一个管铁路，手里过的钱确实不少。但问题是——这些钱到底去了哪里？
通电里说"已达现洋二万万余元"，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1929年1月11日，张学良在《枪毙杨宇霆、常荫槐通电》中写道：
"以兵工厂及交通事业为个人私利之渊薮，把持收入，不解省库，且向省府逼索巨款。其运用款项有案可稽者，已达现洋二万万余元，既无长官批示，亦无部处核销，一手遮天，多入私囊。"
这段话收录在《张学良将军资料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原文存档于辽宁省档案馆。同时期，《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四期也刊登了这份通电，措辞基本一致。
两亿。白纸黑字，有案可稽。可"有案可稽"这四个字，好像不是真的多？
枪杀杨常之后，张学良做了一件通电里没写的事——他派人去清查两家的财产。清查结果，和通电里的数字对不上。常荫槐的家产，不过十几万元。杨宇霆的家财，约六十万。
这两个人加起来，也就七八十万。和通电里说的"二万万余元"，差了两个数量级。
要知道，同时期的吴俊升，家产一亿五千万。吴俊升是张作霖的老兄弟，黑龙江督军，在皇姑屯事件中与张作霖一同被炸死。他的钱，才是真正的大钱。
相比之下，杨宇霆和常荫槐的这点家产，在奉系军阀里根本排不上号。如果这两个人真的私吞了两亿，他们的家产怎么会只有这个数？
东北大学学报200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揭开了这个谜团。
王海晨、郭俊胜两位老师在《张学良枪杀杨常事件评析》中指出：杨常的罪状，是枪杀之后由秘书人员炮制的，根本未经过任何法律程序。
执笔人刘鸣九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强调："以'叛乱'罪名加诸死者，实无根据。"刘鸣九是谁？他是张学良的秘书，通电就是他写的。
也就是说，通电里的"2亿"罪名，是枪杀之后才编出来的。张学良杀了人，需要给全国一个交代，需要证明杀这两个人是正当的，所以秘书们炮制了这些罪状。
两亿这个数字，不是清查出来的，而是编出来的。但杨宇霆和常荫槐也不是完全清白，死的不冤枉。
他们确实把持了兵工厂和铁路的收入，确实有大量资金没有上缴省库。杨宇霆私自批款买捷克步枪，常荫槐私自编练山林警备队，这些事都是真的。
他们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也是事实。杨宇霆在奉天城有宅邸，常荫槐也有房产。六十万和十几万的家产，在当时的东北，已经算是富裕人家了。
张学良杀他们，核心原因不是贪污，而是权力斗争。杨宇霆和常荫槐太过跋扈，不把少帅放在眼里，两个人做事，从来不问少帅的意见。
更要命的是，在东北易帜这件事上，两人竭力反对。
张学良主张易帜听命南京政府，杨常二人担心这会破坏他们的既得利益，带头阻挠。
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和常荫槐又来逼宫。他们拿来一个拟定好的"东北铁路督办公署"方案，要张学良马上签字，任命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说不急，这件事涉及外交，要慎重。杨宇霆坚持要他立刻签字。
张学良不露声色地约他们晚餐后从长计议。
当晚19时，两个人来到大帅府老虎厅。刚坐下，警务处长高纪毅和侍卫副官谭海率领六名卫士破门而入。
"奉长官命令，你们反对易帜，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你们二人处死，立即执行。"
六支手枪同时开火。杨宇霆和常荫槐当场毙命，常荫槐一人挨了八枪。
杀人容易，收场难。
张学良需要向全国解释，为什么要杀这两个奉系重臣。他让秘书长郑谦草拟通电，郑谦"提起笔来只是摇头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改由刘鸣九执笔。刘鸣九写出了那份通电，也写出了"2亿"这个数字。通电发出去之后，张学良做了一件通电里没写的事——他派人去清查两家的财产。清查结果送到他面前时，少帅沉默了。
两亿？连零头都不到。
但他没有收回通电。通电已经发出去了，全国都看到了。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
后来发生的事，更能说明问题。
张学良给杨宇霆的遗属持续发放抚恤金，张学良以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名义，按月拨付专项抚恤金给杨宇霆妻子及子女，并非一次性发放补偿，而是持续性供给，维持全家日常开销、子女读书开销。 这笔抚恤持续多年，即便东北局势动荡也未中断。
他还下令成立杨家财产清理委员会，指定杨宇霆生前好友于珍、邢士廉、陈兴亚、臧式毅为委员，帮助杨家亲属分清各自应继承的家产。
如果杨宇霆真的私吞了两亿，他的家人怎么会需要少帅的抚恤金度日？
张学良晚年曾对人说："杀杨是我一生最错的事。"
他错在哪里？不仅是错杀了两个功臣，更是错在用一纸虚假的通电，给两个人扣上了他们根本背不动的罪名。
1929年1月11日的那份通电，张学良自己心里清楚，那些数字是编出来的。他需要给杀人一个理由，需要一个让全国人信服的理由。
因为他知道，这两个人贪了钱，但远没有两亿。他们该不该死，也不是由贪污多少来决定的。
真正让他们送命的，是他们不把少帅放在眼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