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战时，为防止敌人窃听我军军情，我军的情报员曾用苗族语发报交流，国外情报人员窃听研究了一个月说："他们没讲中文啊，也不是英文！不知所云。" 1938年，日本在东京中野区创立了专门培训情报人员的陆军中野学校，大批从事无线电监听与密码破译的专业人员从这里输出。日军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分别设有监听站，设备在当时的亚洲属于顶尖水平，对中国军队的电报通讯实施全天候截收。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资料显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多次在内部文件中提到，因无线电保密不力，多次作战计划遭日军提前获悉。 情况确实相当被动。 抗战爆发后，我军上下都清楚无线电通讯是个大漏洞。 日方的破译能力主要集中在普通话、粤语和英语，数字密码也屡屡被破。于是军事情报部门开始琢磨：有没有一种语言，日方情报人员根本没接触过，连语种都认不出来？ 苗族语进入了决策者的视野。 苗族主要聚居于贵州、湖南、云南、广西等西南山地，苗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语音体系和词汇结构与汉语、日语相去甚远。 更关键的是，大多数苗语方言当时根本没有被系统整理成文字，日方情报人员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供学习的书面资料。日军情报学校的课程设置里，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接近于零。 战后日本方面出版的相关回忆资料中，也间接印证了这一点，日方情报人员面对这批通讯内容，既无法识别语种，更无从破译，研究一个月之后只能束手无策。 情报部门随即紧急调配了一批来自苗族地区的通讯员，这些人从小讲苗语，根本不需要专门训练语言本身。 通讯时，他们先用普通话做简单的开场，让日方监听人员以为这不过是普通的汉语通讯，等实质内容开始传递，切换成苗语，敌方那边立刻陷入一片混乱。 同时，苗族民众对这场战争的参与，远不止提供通讯员这一项。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兵锋直指贵州腹地。 苗族民众在地方武装组织下，自发拿起武器参与阻击，在镇远、施秉等地的防御中发挥了实际作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对这段历史有明确记载。 湘西会战期间，苗族民众对战局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1943年至1944年的雪峰山一带，中国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事后在回忆中专门提到，苗族百姓对日军动向的情报提供，以及对山路地形的向导作用，对作战部署起到了关键作用。 那片山地，苗族人世代生活，每条小路、每个水口都门清，日军几支部队就是因为不熟地形，被引进了包围区域。 至于苗族语通讯这件事本身，在民间记忆里也留下了痕迹。 贵州大学学者伍雄武等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田野调查中，收集到不少涉及抗战内容的苗族口传史料，其中有对"用苗话传军情"的民间描述，与汉文正史相互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