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曾说：“毛主席对我的称呼，从孙夫人到庆龄先生，再到亲爱的大姐，称呼的变化，说明我们都走进了对方的心里，能被润之主席称呼为亲爱的大姐，这是我引以为傲的！” 上海淮海中路那幢小洋楼，看着低调，肚子里却装着许多细节。 客人推门进客厅，脚下一踩，是一整套梅花图案的羊毛地毯，铺在客厅、餐厅、办公室和楼梯口。抬头一看，南墙上挂着一九六一年的合影，两位同样出生于一八九三年的老人肩并肩站着。 脚下的梅花，墙上的笑脸，再加上屋里收藏着的万余件文物，让人一下明白这里何以被称作“家的记忆、国的情怀”。 那套地毯就是故事的开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宋庆龄在寓所上下楼时摔了一跤，警卫吓出一身汗。 消息传到北京，毛主席听说她家楼梯还是光板梯，当即吩咐工作人员送去一整套梅花图案的羊毛地毯，一共六件，让人铺在她经常走动的地方，好让“大姐”走路稳当一点。 如今地上铺着的是复制品，原件锁在库房，讲解员讲到这里，总会点出一句“这是他听说她摔倒后第一时间想到的办法”。 两人真正的相识要往前翻。 一九二六年，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宋庆龄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部长，站在会场中央阐述主张。 会场另一侧，毛主席担任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和代理宣传部部长，忙着起草决议、组织宣传。 一九二七年，局势突变，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离革命，宋庆龄与毛主席等人一道发出《讨蒋通电》，随后又率领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一些共产党人发表《中央委员宣言》，公开把两人点名为“国民革命之罪人”，强调要继续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后来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革命愈发艰难。 宋庆龄没有退居后方，而是把自家寓所拿去抵押，筹出五十万元借款支援他领导的斗争。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他从延安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同周恩来一道登门拜访宋庆龄，对她多年对边区和解放区的物质援助、道义声援一一表示感谢。 这样的致谢，不用太多修辞，谁都听得出真心。 一九四九年前后，这份信任被写进新国家的制度里。新中国筹建时期，他代表中共中央两次诚邀宋庆龄北上共商国事。 八月，她抵达北京，他亲自到火车站迎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他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她当选副主席。 此后全国政协、全国人大、最高国务会议等重要场合，两人经常并肩坐在台上。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他主持召开的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宋庆龄就坐在会场中间，安静听着发言。 开会时他的车常常先到，却习惯在门口稍等，等她的车赶来，再一同进场。 会场之外，两人之间的往来更像家人。 一九五〇年，宋庆龄准备回上海小住，先到中南海向他告别，他把人留下吃饭，桌上都是家常菜。后来她从上海回京，他又请她吃饭，这一次特意改成西餐，因为上一次辣味偏重，她吃得有些吃力，他全看在眼里。 一九五七年冬天，华北开始贮菜，他托人捎来一批山东大白菜。 宋庆龄在回信里说，这样大的白菜是自出生以来头一回见到，几句话把谢意和熟络全说透了。 书信里还有更直接的变化。 一九五六年元旦，宋庆龄照例寄出新年贺卡。他收到后写信回去，开头称呼从过去惯用的“庆龄先生”，变成“亲爱的大姐”。信里说自己“十分能吃，七分能睡”，又半开玩笑地说这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去见上帝，只是觉得老了。 两人同年出生，她大他十一个月，这一句“大姐”叫得顺口，也叫得真。宋庆龄后来谈起，总爱说，称呼从“孙夫人”到“庆龄先生”，再到“亲爱的大姐”，说明两个人都走进了对方的心里。 合影和出访也见证这份关系。 一九五六年十月，北京中南海的一张照片里，张闻天、毛主席、宋庆龄、周恩来、陈毅并排而立，神态轻松。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宋庆龄随他出访苏联，陪同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的签字仪式。 返程时，飞机上一段“让座”的小插曲被传了很多年。他坚持让宋庆龄坐头等舱，自己坐二等舱，她连声推辞，说他是主席理应用头等舱。他态度很坚决，最后还是让她坐在前舱，自己安稳坐回二等舱。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一日，他在上海工作期间，抽空到淮海中路寓所看望宋庆龄。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他在北京逝世。 那时宋庆龄还在上海。 警卫秘书杜述周轻步走到她身边，小声报告噩耗，她听完身子一抖，眼泪当场落下来。第二天便赶赴北京，到人民大会堂吊唁，参加守灵，并献上花圈，长时间静静站在灵前。 一年多以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宋庆龄写下《追念毛主席》。 文中称他是“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也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说他的一生，在实质上就是这个伟大时代革命斗争的长卷。她提到他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写下“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时，谁也没想到这句话后来会成了写给他的墓志铭。 短短几段文字，把几十年的并肩走路，收在一声长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