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吴晓莉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 1991年春天，安徽某刑场的最后一道程序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法医递上来的体检报告上，“处女膜完整”几个字像针一样扎在法官的眼睛里，这个即将被执行死刑的19岁女孩，竟然还是处女。 三个月前，她因为杀害雇主8岁的儿子被判处死刑，庭审时所有人都认定她是因为被老板糟蹋才起了杀心。 吴晓莉的人生像被命运攥在手里的风筝，线始终捏在别人掌心。 1972年她出生在皖北农村，弟弟落地那天，父亲把她的书包扔进了牛棚。 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后来显示，那年农村女孩的文盲率比男孩高出近三成，她成了这串数字里的一个小数点。 17岁被送到县城裁缝店时，母亲塞给她的蓝布包里，除了几件换洗衣物，还有一张写着“少说话多做事”的纸条。 老板的目光从她进店第一天就没老实过。 起初是假装不经意碰她的手，后来发展到深夜敲她的房门。 吴晓莉把这事告诉老板娘，换来的却是一记耳光和“狐狸精”的骂名。 老家很快传开她“勾引老板被赶回来”的闲话，父亲提着扁担追了她三条街，乡亲们的唾沫星子比田里的泥还脏。 1990年夏天，全国妇联收到的职场性骚扰投诉里，只有7%能得到处理，她不知道该往哪里逃。 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吴晓莉把老板的儿子骗到屋后的树林。 她本来想等老板出现，可看着孩子嘴里叼着的糖葫芦，突然想起自己小时候唯一一次吃糖葫芦，还是偷拿家里鸡蛋换的。 这个念头闪过的瞬间，她手里的砖头已经砸了下去。 自首时她没提性骚扰的事，只是反复说“他们都不信我”，那年全国精神科医生不到五千人，没人注意到这个女孩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幻觉。 庭审时检察官念出“因奸情不成报复杀人”的公诉词，吴晓莉突然笑了。 法官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那笑声像冬天的风刮过破庙。 1991年3月判决书下来那天，四川有个类似的案子因为做了精神鉴定改判死缓，但吴晓莉的律师连申请鉴定的资格都没争取到。 行刑前的体检成了这场悲剧里最讽刺的注脚，《法制日报》用“特殊情况”四个字模糊报道，却在法学界炸开了锅。 现在走进任何一家企业，墙上几乎都贴着反性骚扰的投诉流程。 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实施那天，有位老法官翻出吴晓莉案的卷宗，泛黄的体检报告上还留着当年的钢笔批注：“程序正义的缺失，比犯罪本身更可怕。” 那间逼仄的裁缝店早就拆成了商品房，但每个完善的制度条文背后，都该记得有个19岁的女孩用生命敲过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