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但毛主席让他搬出去，不要住在钓鱼台，是什么原因呢？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5年初，一个包着白头巾的山西农民走进了北京，他叫陈永贵，刚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这个消息传回大寨村时，乡亲们都说这是祖坟冒青烟了，可谁也没想到，这位新上任的副总理，很快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搬出豪华住所。   陈永贵的前半生都在黄土地上度过，太行山区的大寨村山高坡陡，种地全靠人力，1948年入党后，他当上了村支书，每天天不亮就带着村民上山修梯田，铁锹挖土，扁担挑粪，硬是在石头山上开出了一层层农田。   1963年那场大水几乎毁了整个村子，房倒屋塌，庄稼被冲得精光，村民们站在泥水里哭，可陈永贵咬着牙说不向国家要一粒粮，他组织大家边重建边生产，自己更是冲在最前头，双手磨破了皮也不停下。   更绝的是，当年大寨不但没减产，反而还向国家多交了粮食，这事传开后轰动全国，毛主席听说后大加赞赏，提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此，陈永贵这个名字响遍了大江南北，各地参观团络绎不绝地涌向这个小山村。   就这样，陈永贵从村支书一路干到县里、地区、省里，1975年，他被任命为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工作，接到通知那天，他直摇头说自己是大老粗，干不了这活，可当被问到是不是党员时，他只能硬着头皮接下了担子。   到北京后，组织先把他安排在京西宾馆，这地方条件太好，陈永贵住得浑身不自在，他一辈子睡惯了土炕，现在住这么大的房间，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身边还跟着一帮工作人员，让他感觉像被圈起来的牲口。   没住几天，陈永贵就提出要换地方，结果这一换，组织把他安排进了更高级的钓鱼台国宾馆，这里原本是皇家园林，新中国成立后改成了接待外宾的地方，能住进去的不是外国贵宾就是高级干部。   钓鱼台的环境确实好，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安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听得见，陈永贵一个人住一整栋楼，早餐是西式的，还有专人服务，可他看着这些就发愁，觉得还不如在大寨啃窝头舒坦。   最让他难受的是这里离群众太远了，出入都有人管着，想见个农民都不容易，他整天在屋里转来转去，抽着旱烟袋，心里空落落的，他想念大寨的田地，想念和乡亲们一起干活的日子。   陈永贵心里清楚，自己不是那种能成天坐办公室看文件的人，当干部就得接地气，得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关在这么个地方，怎么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怎么为农民说话办事？   想通了这些，他掏出铅笔头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信里提出了三三制的工作方案，就是把时间分成三份，一份在北京开会，一份回大寨劳动，一份到各地调研，信的最后，他恳切地请求搬出钓鱼台，说这地方太脱离实际了。   毛主席看完信，提笔批了八个字：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这话说得妙，既同意了他的请求，又点出了问题的实质，干部如果总待在舒适的地方，就像缸里的鱼，永远接触不到真实的江河湖海。   第二天，毛主席还在会上表扬陈永贵，说他要接地气，住钓鱼台的干部都该学学，这话说得在场的人都低下了头，确实，有些干部习惯了高高在上，听到的都是经过层层过滤的汇报，看到的都是精心安排的调研路线。   得到批准后，陈永贵立马搬出了钓鱼台，他搬进了交道口一个普通胡同小院，青砖灰瓦，跟街坊邻居住得很近，中央给的补助加上山西省的补贴，一个月也就一百来块钱，至于副总理的工资，他一直塞在抽屉里没动过。   陈永贵在小院里种了几棵果树，平时穿着布鞋，兜里揣着旱烟袋，看着就是个普通老农民，他把地址告诉了老家的乡亲们，从此总有人千里迢迢来找他，不管多忙，他都耐心接待，听他们说困难，帮他们想办法。   这些年里，陈永贵一直坚持着三三制的工作方式，他在北京开会研究政策，到全国各地调研农业生产，还经常回大寨和乡亲们一起劳动，插秧时节，他挽起裤腿下水田，看不出是个副总理。   1980年，陈永贵主动辞去了副总理职务，去了农场当顾问，1986年，他在北京病逝，按照遗愿葬在了大寨的虎头山上，出殡那天，整个山头飘满了黑纱，老乡们抹着眼泪说，永贵大叔到底还是咱们的永贵大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