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元帅的儿子，被三任妻子抛弃，双目失明却改写中国几代人命运！   黄乃的身世自带传奇色彩——1917年1月生于上海，原名黄一寰，是民国副元帅（大元帅就是孙中山）黄兴的遗腹子。   父亲去世时，他还未出生，母亲带他回长沙奔丧，之后他才出生，自小身处革命家庭，却注定无法享受父爱的庇护，只能在“革命后代”的厚望下独自成长。   17岁那年，体育课上的一次足球意外，他被一脚踢中头部，右眼视力严重受损，即便协和医院的专家也无力回天。   从此，他只能依赖左眼生活。可祸不单行，1934年，左眼视网膜脱落，再次手术失败，这位年少有为的青年被迫辍学返乡。   哪怕只剩微光，他也没有向黑暗屈服，1935年，黄乃带着残存的视力远赴日本留学。彼时，抗战爆发在即，他主动回国，投身救亡运动。   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他凭借精通日语的特长，潜心研究日军情报，毛主席在马列学院开学典礼上专门点名表扬：“黄乃在日本问题上最有发言权。”   但长期高强度工作让他仅存的左眼视力也急剧恶化，1949年，他随队伍进入北京时，左眼视网膜彻底脱落。   周总理亲自安排他赴苏联皇宫医院治疗，结果依旧无力回天，33岁的黄乃彻底失明，人生跌入黑暗的深渊。   失明后的黄乃，最初难免消沉，但父亲黄兴“一毫荣辱不须惊”的座右铭让他重新振作。   后来，他到莫斯科盲校参观，他被保尔·柯察金自立自强的事迹深深触动，保尔也眼盲，却依旧笔耕不辍，从那一刻起，他决心为中国盲人开辟出一条摆脱愚昧、通向光明的新路。   黄乃一生经历四次婚姻，前三任均以分离告终，精神几近崩溃，与初恋向明在延安结婚，感情纯粹却无疾而终，他写下“望穿书不至，何处可为家”的诗句，字里行间尽是失落。   后与庄涛成家，因工作繁忙、照料无力，最终分手。   第三次婚姻更加短暂，对方因崇拜与同情而嫁，却很快移情别恋，这段打击让他事业一度停滞，甚至患上轻度精神分裂。   直到1961年春节，安琳走进了他的生活，安琳同样有过波折的婚史，但她的到来，给了黄乃真正的家庭与依靠。   此后四十余年，安琳既是生活上的助手，也是事业上的伙伴。正是这样的陪伴，让他得以潜心研究，专注于中国盲文体系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盲文极为混乱，仅有南北两套地域性盲字，且都不完善。1952年，黄乃给《人民日报》写信，呼吁社会关注盲人事业，随即投入盲文创制工作。   没有可参考的样板，他就从俄文盲字学起，以汉语拼音为基础，靠着惊人的记忆力和逻辑推理，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新盲字方案》。   主席得知盲文由黄兴之子设计，赞许道：“黄乃同志我知道，有创造性。”周恩来亲自接见，鼓励他继续完善方案。   1953年，黄乃牵头成立中国盲文出版社，创办《盲人月刊》，在创刊号中写下誓言——“中国盲人要向愚昧和无知开战，而盲文就是我们的武器。”   盲文推广初期，黄乃并未满足于现有成就。他很快发现，不标声调的盲文容易闹笑话，像“敲起牛皮鼓”被盲人念成“翘起牛屁股”，“广积粮”成了“光脊梁”。   这不仅影响了知识传播，更限制了盲人的阅读能力。为了让盲文更规范、更科学，他推翻自己过往的成果，潜心研发标调的新方案。   之后二十余年，黄乃顶着重重阻力，坚持打磨《汉语双拼盲文方案》。有人不理解，有人抵触，甚至连部分盲人教师都不愿重新学习，但他始终不为所动。   在胡乔木等同志的支持下，这套方案经过多年试验和修订，终于在80年代末获国家批准，成为全国标准。   正是这套方案，让汉语盲文实现了音、形、义的统一，大幅降低了盲人识字和学习的难度。   到他2004年逝世前，中国已有近千万盲人受益，盲文出版社出版各类盲文书刊六千余种、四百多万册，涵盖政治、经济、文学、科技等各类知识，免费或低价供给全国盲人读者。   黄乃的努力，让无数原本被视作“社会负担”的盲人群体有了学习、就业、自立自强的机会。几十年来，中国盲人识字率和就业率节节攀升，几代人的命运被彻底改写。   1991年，黄乃成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是中国残疾人领域的杰出代表。虽然身体、婚姻和精神都曾遭受重创，但他始终以父辈的精神为底色，在黑暗中为千万人点亮道路。   中国有超过1700万视障人士，正是依靠黄乃创制的盲文体系，一代代盲人走进课堂、走向社会。盲文出版社每年出版数百种盲文书籍，覆盖全国。   今天再提起黄乃，大家记住的不只是他作为黄兴之子的光环，更是他靠着双手和不屈的意志，为中国盲人照亮了一条全新的路。他的人生故事，是一部用苦难和奋斗写就的中国盲人史。 参考信源： 黄兴遗腹子 “中国盲文之父” 黄乃的四次婚姻 新湖南·湖湘名人 2016-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