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中成都名联三幅：1.武侯祠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既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2.文殊院见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了有何不了。慧生于觉，觉生于自在，生生还是无生。3.宝光寺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清末民初的巴蜀，新旧思潮在茶馆酒肆间碰撞，传统士大夫正经历着身份的撕裂——他们是戴顶戴的官员，也是握毛笔的文人；既要应对朝廷的章程，又得面对民间的期待。赵藩案头常摆着颜真卿《多宝塔碑》拓片，方旭书斋悬着自题“晓卿学舍”匾额，何元普则爱在诗稿批注处画小楷圈点，三种笔墨，映着三种人生。 1875年赵藩中举入仕，从云南剑川的白族少年到四川酉阳知州，他踏过易门的石板路督导生员，也蹲在酉阳的盐井边查看卤水浓度。1902年任盐茶道时，他在武侯祠写下“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上联里藏着他处理永宁道边疆纠纷的经验——用安抚替代镇压，比调兵更有效；下联“不审势既宽严皆误”，或许暗合他在盐法道时既禁私盐又减盐税的两难。 方旭的人生转圜藏在东渡的轮船上。1905年他以夔州知府身份赴日监督留学生，见过东京学堂的数理仪器，也听过学生们“驱除鞑虏”的夜谈。回国后寓居成都，加入“五老七贤”文会，与骆成骧交换诗稿时，总在“新学”与“旧儒”间找平衡。文殊院那副“做了便放下”，是他对自己监督留学生却不参与革命的注解吗？还是对乱世中“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妥协？ 何元普的世界简单得多，也复杂得多。祖父何涵章在金堂书院教了四十年书，他从小在“之乎者也”里长大，却在1888年宝光寺写下“天下事了犹未了”。那年秋天，他刚帮新都县令调解完一场宗族械斗，案卷上的“已结”二字墨迹未干，乡邻又在寺外为水源争吵——世间哪有真正的“了局”？或许“不了了之”，才是最清醒的答案。 这些对联很快从寺庙梁柱走进了《蜀故》《益州书画录》，但书写者的命运却走向不同方向。赵藩后来剪了辫子，在云南独立中起草檄文，把“审势”用到了更大的舞台；方旭没剪辫子，却在1921年病逝前捐出大半家产办学，践行“见了便做”；何元普始终没离开书斋，1902年去世时，书桌上还摊着改了九遍的《麓生诗集》手稿。 百年后再读这些联语，武侯祠的“攻心”仍在启发管理者，文殊院的“放下”成了内卷时代的心灵药方，宝光寺的“不了了之”让纠结者释然。它们早已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三个文人用一生经验熬出的处世茶汤——或浓或淡，或苦或甘，都在问每个喝到的人：今天的你，读懂“攻心”“放下”与“不了”了吗？ 赵藩的诗稿堆成了山，方旭的学堂换了新名，何元普的诗集存进了省图。只有那些刻在木柱上的文字，还在和往来游客对话——就像当年它们和书写者对话一样，安静，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