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名连汉语都不会说的逃跑奴隶，主动找到了解放军，焦急的说着什么，可惜对方没听懂。直到翻译将他的话翻译出来后，西北军区都被震动了…… 他叫廖永和。 1917年。廖永和出生在河南金寨的一个穷窝窝里。那是啥年月？人命如草芥。为了活命，他从小给地主家放牛，受尽了白眼和鞭子。 1929年，红军来了，那年他才十几岁，个头还没枪高，就闹着要参军。部队首长看他太小，不收，他就赖着不走，最后愣是凭着一股子倔劲儿成了红四方面军的一名“红小鬼”。 别看他年纪小，打起仗来是真不要命。到了1936年，也就是他19岁那年，他已经凭战功升到了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的副营长。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为了打通从河西走廊去苏联接受援助的通道，两万多人的西路军渡过黄河，踏上了一那条悲壮的征程。廖永和，就在这支队伍里。 后来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遇了马步芳、马步青匪帮的疯狂围剿。那是极其惨烈的一页，弹尽粮绝，孤立无援，在那片荒凉的戈壁滩上，无数红军将士洒尽了热血。 1937年3月，廖永和所在的部队在梨园口遭遇重创。 部队被打散，廖永和的腿部受了重伤，骨头都被打坏了，根本没法走路。在那冰天雪地里，这就等于被判了死刑。 为了不拖累战友突围，他咬着牙，让警卫员扶着他躲进了一个山洞，眼睁睁看着大部队远去。那时候他心里想的可能是：等伤好一点，我就追上去。 可他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十二个春秋。 他和另外几个伤员躲在祁连山的深处，那是真真的绝境。没吃的，就啃树皮、草根，甚至还得像野人一样去捡野兽吃剩下的腐肉。 伤口化脓、高烧不退，好几个战友就在那个冰冷的山洞里，再也没醒过来。 最要命的是，马步芳的骑兵还在满山遍野地搜捕流散红军。那时候马家军有个死命令：抓到红军，格杀勿论。 为了活下去，廖永和做了一个极其痛苦的决定：隐姓埋名。 在战友何延德的照顾下，廖永和奇迹般地熬过了伤痛期。后来，因为一次意外，他们被当地的蒙古族牧民发现了。 幸运的是，命保住了；不幸的是，他们成了奴隶。 廖永和因为腿脚残疾，干不了重活，被牧主嫌弃，动不动就是一顿毒打。后来他被转手送给了另一户牧民。 也就是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廖永和彻底“变”了。 为了躲避马家军的搜查，他不敢说哪怕一句汉语。因为一旦张嘴露出南方口音，等待他的就是杀头。他强迫自己忘掉乡音，从头开始学蒙古语，学骑马，学放羊，学着像一个真正的牧民那样生活。 日子久了，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蒙古语，穿上了破皮袄，脸上布满了高原红，连走路的姿势都变了。他甚至还在当地成家，娶了一位善良的蒙古族姑娘，有了孩子。 当时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叫廖永和，他是中国工农红军的营长。 “我没死，我要归队！” 1949年，西北战场捷报频传，彭德怀指挥的一野横扫千军，马步芳的老巢青海西宁解放了。 他不顾一切地告别了妻儿，也没什么路费，就凭着两条腿和一根拐杖，朝着西宁的方向狂奔。 到了西宁，他先是去了塔尔寺附近，听说那边在开群众大会。他挤进人群，看到台上挂着的红旗，那鲜艳的红色，一下子就击穿了他十二年的伪装。 他冲上去想找人说话，结果一开口，坏了——他说不出汉语了。 十二年的沉默，十二年的蒙语环境，加上激动紧张，他的舌头仿佛打了结，脑子里的汉字一个个往外蹦，却连不成句。除了“红军”、“大别山”这几个刻在骨头里的词，他竟然只能用流利的蒙古语在那大喊大叫。 被带到军区后，经过翻译的反复沟通，廖永和终于把自己的经历讲清楚了。他说出了老首长的名字，说出了当年的部队番号，说出了那几场具体的战斗细节。 经过组织上的严密核查，确认了他的身份：原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副营长，廖永和。 身份确认了，但还有一个现实问题。 按照当时的规定，脱党这么多年，恢复党籍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和学习的。 当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个程序时，这个在敌人鞭子下没哭过、在雪山草地上没哭过的硬汉，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他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心碎的话：“我想党想了十几年，盼了十几年，好不容易找到了，党如果不认我，那我只有回去继续放羊当奴隶了……” 组织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和这十二年的坚守，军区很快安排他进入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 在学习班里，廖永和像海绵吸水一样重新学习党的政策，学习汉语。 1950年3月，组织正式批准廖永和重新入党。 归队后的廖永和，没有选择躺在功劳簿上享受，也没有要求回老家养老。他主动要求留在青海，留在他受过难的这片土地上工作。 他先后担任过德令哈的区长、县长，后来又当了县委书记。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他骑着马跑遍了草原的每一个角落，搞土改、建政权、调解民族纠纷。牧民们都信任这个“老黄”，因为他把老百姓当亲人。 廖永和在青海一直干到了退休，直到晚年才回到安徽老家安置。1995年，这位传奇的老红军因病去世，享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