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91年，邓公请张学良回国，张学良却说：要我回去可以，必须答应我3个条件。 1991年5月29日的纽约，在贝太太家的寓所门口，一位90岁的老人早早换上了整齐的衣装，拄着拐杖站在那里张望，他等的不是什么显赫的政要人员，而是这辈子让他魂牵梦绕的一个“老下级”。   当吕正操的身影刚出现在视线里，老人混浊的眼睛一下子亮了，那是他在漫长的幽禁岁月中难得一见的光彩，这位站在门口迎接的老人，正是曾叱咤风云的“少帅”张学良；而向他快步走来的，则是肩负着特殊使命、跨越重洋而来的开国上将吕正操。   四只长满皱纹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两个加起来快两百岁的老人，站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竟激动得一时语塞，坐定后，吕正操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客套的问候，而是一个精确的数字：“从西安一别到现在，整整54年5个月零4天。又是两个‘五四’啊。”   这看似平淡的数字背后，藏着半个世纪的沧桑，两人既是辽宁海城的老乡，又是东北讲武堂的师生，更是一同经历过生死的老战友，从1922年吕正操还是个18岁的新兵给张学良当文书开始，这段缘分就埋下了。   那天的会面并不像外界想象得那么严肃，张学良忽然想起了什么，嘴角泛起笑意：“你当年那个‘地老鼠’的名号，现在还响不响？”他指的是抗战时期吕正操在冀中搞的地道战。   吕正操也笑了，摆摆手说那都是老百姓的智慧，听到“老百姓”三个字，张学良握着茶杯的手紧了紧，眼神暗了下来，喃喃道：“得民者昌啊。”   为了促成这次相见，北京方面可谓费尽了周折，早在数月前，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老部下杨虎城之子杨拯民就已为此奔波。   直到老部下宁恩承的一封加急电传发给阎明光，透露“汉公”特别想聊聊，这扇紧闭的大门才终于露出一条缝，鉴于张学良特殊的处境，邓小平同志特意嘱咐，这次吕正操去美国，对外就说是“私人会友”，给老长官做91岁的大寿。   为了避开耳目，第二天傍晚的深谈，被特意安排在了一家瑞士银行的经理办公室内，借着下班后的清静，两人终于能掏心窝子说话。   吕正操从怀里掏出了一封信，信末签着“邓颖超”三个字，由于视力严重衰退，张学良不得不把脸几乎贴在信纸上，一字一句地读。当读到祖国诚挚邀请他回乡看看时，老人的手微微颤抖。   为了打消他的顾虑，吕正操没讲空洞的大道理，而是细细描绘了如今东北的模样：当年战火纷飞的土地，现在鞍钢的炉火烧得正旺，工厂的烟囱日夜冒着白烟，那个他曾无比牵挂的一穷二白的国家，甚至连原子弹都搞出来了。   这些话像是鼓槌，一下下敲在张学良的心上，但毕竟被囚禁了半个多世纪，他对外界的防备早已刻进骨子里，沉默良久，张学良终于松口：“我想回去，但我有三个条件。”   这并不是什么狮子大开口的价码，反而卑微得让人心酸，综合张学良当时零碎的表达，这“约法三章”大致的意思是：第一，我不搞任何政治活动，我只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第二，不要任何形式的欢迎仪式，也别搞阿谀奉承那一套；第三，我要绝对的来去自由，只是回去给老人们扫扫墓，看看家。   有人提到上海有名医“东方一只眼”或许能治他的眼疾，张学良当场就兴奋地拍板：“那我为了治眼病，也要回趟大陆！”吕正操打趣他，说就算不见记者，老百姓认出你来围着不让走怎么办？张学良像个孩子一样笑了：“我不怕老百姓，我乐意见他们。”   然而，现实的引力远比乡愁沉重，尽管国内迅速传回消息，承诺满足他的一切条件，不论是祭祖还是治病，都给予完全的自由与便利，但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最终还是犹豫了。   他在给邓颖超的回信中写得明白，虽然“一动念头就想家”，但他若此时回去，唯恐牵动两岸复杂的政治神经。他不希望因为自己一个人的事，再掀起什么风浪。   这趟在此刻看似触手可及的归乡之旅，最终成了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   从纽约一别，张学良搬去了夏威夷，守着大海过完了最后的日子，直到2001年10月他在檀香山闭上双眼，那双脚也未能再踏上东北的黑土地一步。   远在万里之外的吕正操，在听到老上级离世的消息后，悲痛难当，他深知，那次在银行办公室里的长谈，不只是两个老人的叙旧，更是一位流亡者对故土最后的回望。   那个在西安事变中宁愿牺牲自己也要逼迫蒋介石抗日的人，把国家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但最终还是没能摆脱历史的局限。   信源：史海：吕正操三晤张学良劝其回大陆内幕——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