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已有人妻的公社副主任黄书良竟垂涎张梅香的美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将张梅香叫到办公室“求爱”，而张梅香心中已有喜欢的人，黄书良见状便开始打击报复。 张梅香那时才21岁，是公社生产队的妇女队长，皮肤白净，干活麻利，一双眼睛亮得像山涧的泉水，在清一色灰扑扑的社员里格外打眼。 她心里喜欢的人，是同队的知青李建国，两人一起下地、一起扫盲，偷偷约定等李建国转正后就申请结婚，这份纯粹的感情，是她在繁重农活里最甜的盼头。 而黄书良，仗着自己是公社副主任，平时就爱摆官架子，对社员颐指气使，家里有老婆孩子，却总爱盯着年轻姑娘献殷勤，大家敢怒不敢言。 那次“求爱”来得猝不及防。那天张梅香刚带领妇女们完成了抗旱任务，黄书良让人传话，说要在办公室给她颁发“先进个人”奖状。 她兴冲冲跑过去，刚进门，黄书良就关上了门，脸上堆着油腻的笑，搓着手说：“梅香啊，你真是咱们公社的金凤凰，我看你很久了，跟着我吧，我给你转成正式干部，不用再下地受苦。” 张梅香当场就懵了，脸唰地红到了耳根，随即又气得发抖。她攥紧拳头，往后退了两步，大声说：“黄主任，你别胡说！我有对象了，你有家室，这样太不像话了！” 黄书良脸上的笑瞬间消失，脸色沉了下来：“你别给脸不要脸！ 在这公社，我想让你好过你就好过，想让你难受你就难受，你好好想想！” 张梅香没再理他，转身就跑，身后传来黄书良阴狠的声音：“你会后悔的！” 她以为只要自己躲着点，这事就能过去，可她低估了黄书良的卑劣。第二天一早，生产队队长就接到通知，把张梅香从轻松的摘棉花小组，调到了最累的挑粪组，每天要挑着几十斤的粪桶往返十几里地。张梅香咬着牙干，肩膀磨破了皮，渗出血迹，用布条缠上继续干，她不想让黄书良看笑话。 可黄书良的报复还没完。原本该给张梅香的工分，每次都被无故克扣，理由是“干活不认真”；公社组织文艺汇演，张梅香本来报了合唱，却被黄书良以“影响生产”为由取消资格；更过分的是，他还在公社大会上故意找茬，说“某些年轻社员心思不放在劳动上，整天想着谈情说爱，影响风气”，明里暗里指桑骂槐，让张梅香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 谣言也跟着来了。黄书良让自己的亲信散布消息，说张梅香是因为想攀高枝被拒绝，才怀恨在心，还说她和李建国“作风不正派”。 这些话像刀子一样扎在张梅香心上，她偷偷哭了好几回，李建国看着她受委屈，心疼得不行，想去找黄书良理论，被张梅香拦住了：“别去，他有权有势，咱们斗不过他，只要咱们行得正坐得端，总有说理的地方。” 即便如此，张梅香也没松过口。有一次黄书良趁李建国去县城办事，堵住独自回家的张梅香，威胁道：“只要你点头，之前的事我都既往不咎，还能让李建国早点转正。” 张梅香狠狠瞪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黄主任，你别做梦了！我张梅香就算一辈子下地，也不会做违背良心的事！你这种行为，迟早会遭报应！” 说完，她扭头就走，任凭黄书良在身后气急败坏地咒骂。 村民们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有人悄悄给张梅香送药膏，有人趁黄书良不在时，帮她多干些重活，还有老党员私下劝她：“梅香，别硬扛，咱们联名给县里写信，告他的状！” 张梅香犹豫过，她怕连累大家，可看着黄书良越来越肆无忌惮，甚至开始刁难李建国，让他去偏远的山林看守林场，她终于下定决心，和李建国一起，收集了黄书良克扣工分、打击报复、造谣中伤的证据，托人送到了县里的纪检部门。 那段时间，黄书良得知后，更是变本加厉，把张梅香的工分扣到了最低，还扬言要把她赶出生产队。可张梅香没怕，她依旧每天按时上工，认真干活，和李建国互相鼓励，坚信正义不会缺席。 三个月后，县里派来了调查组，村民们纷纷站出来作证，有的拿出了被克扣工分的记录，有的诉说了黄书良平时的劣迹，证据确凿之下，黄书良的副主任职务被撤销，还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调离了公社。 消息传来那天，生产队的社员们都放了鞭炮。张梅香和李建国站在人群里，相视而笑，眼里都含着泪。后来，李建国顺利转正，两人举办了简单的婚礼，日子虽然清贫，却过得踏实安稳。 黄书良的所作所为，暴露了当时基层个别权力持有者的阴暗嘴脸——利用手中的这点权力，就想肆意践踏他人的尊严和感情，破坏公序良俗。而张梅香的坚守，更让人敬佩，她在权力的威逼下，没有屈服，没有放弃自己的底线和爱情，用勇气和坚韧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那个年代，这样的故事或许不是个例，但正是因为有张梅香这样的人，守住了内心的正义和善良，才让权力的滥用没有肆无忌惮。 如今，社会进步了，权力监督机制越来越完善，但张梅香身上那种“宁折不弯、坚守底线”的精神，依旧值得我们学习。无论什么时候，面对不公和诱惑，都要守住自己的良心，不卑不亢，才能行得稳、走得远。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