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的将领对陈昌浩感情深浅，看其亲弟陈昌濬大校的发展轨迹可知 上期的河南军区详细序列留了个尾巴，副参谋长陈俊大校只收集到一张模糊的军衔照，而其简历也是百度所不知。经多方查找考证，得以还原这位神秘低调的开国大校的生平轨迹，原来他是著名红军将领陈昌浩小11岁的亲弟弟，原名陈昌濬。 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在湖北同乡但复三的掩护下，1937年8月辗转回到湖北老家看望妻儿。此时，发妻刘秀贞和两个儿子祖泽、祖涛正租住在一间破草棚中艰难度日。在武汉团聚几日后，陈昌浩不敢久留，将妻子和小儿子祖涛托付给但复三，自己带上大儿子赶往延安。时值雨季，到了西安后再无汽车，他又带着儿子在泥泞土路上艰难步行跋涉，终于在9月上旬到达延安。 1938年初，在接到哥哥从延安的来信后，陈昌濬就与侄子一同启程前往延安。那时抗战刚开始，在去延安的一路上，看到的到处是难民，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大哭小叫，惨不忍睹。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本来准备从郑州到西安，再从西安到延安，不料乘坐的火车还没有到郑州，就听说郑州北边的黄河大桥已被日军占领，往前走不可能了，无奈之下，只得又退回武汉。 退回武汉后，陈昌濬攥着哥哥那封磨得边角发毛的信，跟侄子红着眼眶说啥也不肯放弃。他见过太多流离失所的百姓，见过鬼子铁蹄踏过的废墟，心里早憋着一股要去延安学本事、打鬼子的劲，哪能因为一条黄河大桥就打了退堂鼓。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被他的执拗打动，重新帮他们规划了路线，让他俩跟着一批进步青年绕道湖南、贵州再转道陕西，全程避开日军的封锁线。这趟路比想象中难上百倍，没有火车坐，大部分时间全靠两条腿丈量土地，偶尔能搭上老乡的驴车蹭段路，就算是天大的幸运。吃的是掺着沙土的窝头，渴了就喝路边浑浊的河水，夜里要么挤在破庙里蜷着睡，要么就靠着树干眯一会儿，蚊虫叮咬、风吹雨打都是家常便饭，可叔侄俩从没喊过一句苦。沿途看到的苦难越多，陈昌濬心里的信念就越坚定，他总想着，多走一步，就离延安近一步，离打跑鬼子的目标也近一步。 好不容易到了延安，陈昌濬没跟任何人提自己是陈昌浩的弟弟，揣着简单的行李就报名进了抗日军政大学。那会儿不少人私下传开了他的身份，有人背后议论，说他是沾了哥哥的光才能进抗大，将来肯定能轻松当官。陈昌濬听见了也不辩解，只是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学习和训练上。上课的时候他坐最前排，笔尖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生怕漏了半点军事知识；训练的时候他冲在最前面，刺杀、射击、越野样样不肯落后，胳膊练得酸痛，晚上就自己揉一揉，第二天接着练。他心里清楚，哥哥因为西路军的失败已经承受了太多压力，后来又远赴苏联治病，长期不在国内，自己要是凭着亲属关系混日子，不仅丢了哥哥的脸，更对不起沿途那些受苦的百姓，对不起红四那些浴血奋战的前辈。 抗大毕业分配时，陈昌濬主动要求去最前线的部队，从基层指导员做起，一步步扎根军营。他跟着部队转战华北、华中各地，打反扫荡、攻敌据点，每一场仗都冲在最前面。有一次反扫荡战斗中，他带领战士们坚守阵地三天三夜，胳膊被鬼子的子弹打穿，鲜血顺着军装往下淌，染红了脚下的土地，他愣是咬着牙指挥完战斗，直到把鬼子彻底打退，才肯让卫生员给自己包扎伤口。伤口还没愈合，他又跟着部队投入到下一场战斗中，身上的伤疤越来越多，可他从没喊过一声累、叫过一声苦。 红四的老将领们，从没因为陈昌浩的境遇就对陈昌濬另眼相看，更没有因为西路军的争议就排挤他。他们看的从不是亲属关系，而是实实在在的能力和战功。从基层指导员到营长，再到团长、师参谋长，陈昌濬每一步提拔都靠的是自己的血汗，没有半点特殊照顾。建国后部队授衔，他凭着多年来的赫赫战功被授予大校军衔，后来调任河南军区副参谋长，依旧保持着低调务实的性子，从不主动提及自己是陈昌浩的弟弟，也从不在人前炫耀自己的功绩，这也是为啥多年来他的简历难以查证，只留下一张模糊的军衔照，成了河南军区序列里的“神秘人物”。 很多人都说乱世之中人情淡薄，可陈昌濬的发展轨迹，偏偏藏着红四将领们最真挚的情义。他们没有因为一次战役的成败就否定陈昌浩为革命付出的一切，更没有牵连他的亲属，反而用公正的态度对待陈昌濬，认可他的能力，给了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这份情义，不是表面的奉承讨好，也不是落井下石的冷漠，而是历经战火考验后，对战友最纯粹的尊重和信任。陈昌濬也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他从不是“陈昌浩的弟弟”这个标签下的附属品，而是凭着真本事、真战功站稳脚跟的开国大校，是为国家和人民拼过命的革命军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