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有人建议要保留汪东兴的职位，但是陈云却认为，如果让他再继续担任，就算我们同意了，那全党同志也不会同意   1979年的夏天，北京中南海那间挂着电风扇的会议室里，桌面上摆着的一个棘手议题，关于一个人，也关乎整个国家的下一步怎么走：汪东兴，这位陪在毛主席身边最久的“大警卫员”，还要不要留在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上？   要知道，汪东兴这三个字，不仅是名字，更是一枚久经沙场的“勋章”，论资历，谁能挑出刺来？可就在大家还在念旧情的时候，一头银发的陈云开了口，一口带着江浙软糯口音的普通话，抛出来的却全是硬邦邦的“石头”。   他也没绕弯子，手里捏着那时紧巴巴的经济报表：全国粮食总产量才三亿吨，八亿张嘴等着吃饭，财政赤字压得人喘不过气，外汇更是见底。   陈云的账算得很清楚：搞经济建设，不是靠当年挡子弹的胆量就能成的，得靠会算账、懂管理的专业本事，那时候的中国，急需的是能带着大家吃饱饭的干部，而不是只会在功劳簿上躺着的老革命。   陈云最后撂下了一句极有分量的话：要是这时候还让汪东兴同志继续干，哪怕在座的答应，全党和全国老百姓也不会点头。   这个江西贫农家的娃，13岁就扛起红缨枪送情报，16岁那是真刀真枪跟红十军反“围剿”，长征路上雪山草地，脚趾头都冻烂了，落下了一辈子走路不利索的毛病，硬是咬牙没掉队。   特别是1947年在陕北王家湾，为了给中央机关争取转移时间，他领着一个加强排跟敌人硬碰硬，那份忠诚是拿命换的，建国后在丰泽园，他日子过得像钟表一样准，每天凌晨五点雷打不动地爬起来查哨，主席熬夜他也熬，还得瞅准时机递上一杯热茶。   甚至为了主席安全，他还曾提议在天安门装防弹玻璃，虽然最后被一句“不搞特殊”驳回了，但那份细致入微的保护欲，确实没几个人能比。   但在1979年，这些战功和忠诚，终究解决不了工厂停工和百姓温饱的难题，面对陈云抛出的经济铁律，坐在会场角落的汪东兴，大部分时间都在低头翻看文件，或是长时间的沉默。   虽然没有当场激烈的辩驳，但会后的几天里，他把自己关在了家里的书房，墙上那幅“为人民服务”的题字格外醒目。没人知道他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挣扎，是将领的尊严，还是老兵的执拗？   最终，他选择了妥协，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汪东兴正式辞职，这一退，不光是个人的荣辱进退，其实是给更懂经济、更专业的干部腾出了跑道，为后来的改革开放虽然残酷却必须的“换血”铺了路。   从高位退下来的汪东兴，转身竟然这般彻底，他把专车交了公，搬离了中南海，住进了西城区一个普通的居民小院，日子过得比普通大爷还素净。   早些年那个随时警惕、手不离枪的警卫主管，变成了一个在院子里打太极拳、伺候花草的迟暮老人。   即使离开了权力中心，他的生活里依然到处是往日的影子，但又不带任何特权色彩，每年的12月26日，不论风雪，纪念堂前总有个身影，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整理好衣领，手里捧着那几朵寄托哀思的白菊，对着坐像静静伫立。   平时在家里，他最大的消遣就是练字，桌上摊开的是用了多年的旧纸笔，手边必定整整齐齐码着当天的《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偶尔有年轻后生认出他，他也只是和气地点点头，绝口不提当年的那些惊心动魄。   2015年，这位横跨了整个中国革命史的百岁老人安静地走了，他的离去，没有太多的喧嚣。 主要信源：（央广网——汪东兴背后的“老人”们：从头到尾看人民日报）